【原文】
【离俗】
一曰：世之所不足者，理义也；所有馀者，妄苟也。民之情，贵所不足，贱所有馀，故布衣、人臣之行，洁白清廉中绳，愈穷愈荣，虽死，天下愈高之，所不足也。然而以理义斫削，神农、黄帝犹有可非，微独舜、汤。飞兔、要褭，古之骏马也，材犹有短。故以绳墨取木，则宫室不成矣。舜让其友石户之农，石户之农曰：“棬々乎后之为人也！葆力之士也。”以舜之德为未至也，於是乎夫负妻戴，携子以入於海，去之终身不反。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，北人无择曰： “异哉后之为人也！居於畎亩之中，而游入於尧之门。不若是而已，又欲以其辱行漫我，我羞之。”而自投於苍领之渊。汤将伐桀，因卞随而谋，卞随辞曰： “非吾事也。”汤曰：“孰可？”卞随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汤又因务光而谋，务光曰：“非吾事也。”汤曰：“孰可？”务光曰：“吾不知也。”汤曰：“伊尹何如？”务光曰：“强力忍诟，吾不知其他也。”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，克之。以让卞随，卞随辞曰：“后之伐桀也，谋乎我，必以我为贼也；胜桀而让我，必以我为贪也。吾生乎乱世，而无道之人再来诟我，吾不忍数闻也。”乃自投於颍水而死。汤又让於务光曰：“智者谋之，武者遂之，仁者居之，古之道也。吾子胡不位之？请相吾子。”务光辞曰：“废上，非义也；杀民，非仁也；人犯其难，我享其利，非廉也。吾闻之，非其义，不受其利；无道之世，不践其土。况於尊我乎？吾不忍久见也。”乃负石而沈於募水。故如石户之农、北人无择、卞随、务光者，其视天下，若六合之外，人之所不能察。其视贵富也，苟可得已，则必不之赖。高节厉行，独乐其意，而物莫之害。不漫於利，不牵於埶，而羞居浊世。惟此四士者之节。若夫舜、汤，则苞裹覆容，缘不得已而动，因时而为，以爱利为本，以万民为义。譬之若钓者，鱼有小大，饵有宜适，羽有动静。齐、晋相与战，平阿之馀子亡戟得矛，却而去，不自快，谓路之人曰：“亡戟得矛，可以归乎？”路之人曰：“戟亦兵也，矛亦兵也，亡兵得兵，何为不可以归？”去行，心犹不自快，遇高唐之孤叔无孙，当其马前曰：“今者战，亡戟得矛，可以归乎？” 叔无孙曰：“矛非戟也，戟非矛也，亡戟得矛，岂亢责也哉？”平阿之馀子曰： “嘻！”还反战，趋尚及之，遂战而死。叔无孙曰：“吾闻之，君子济人於患，必离其难。”疾驱而从之，亦死而不反。令此将众，亦必不北矣；令此处人主之旁，亦必死义矣。今死矣而无大功，其任小故也。任小者，不知大也。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馀子与叔无孙也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，不可不务求。齐庄公之时，有士曰宾卑聚。梦有壮子，白缟之冠，丹绩之衤旬。东布之衣，新素履，墨剑室，从而叱之，唾其面。惕然而寤，徒梦也。终夜坐，不自快。明日，召其友而告之曰：“吾少好勇，年六十而无所挫辱。今夜辱，吾将索其形，期得之则可，不得将死之。”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，三日不得，却而自殁。谓此当务则未也，虽然，其心之不辱也，有可以加乎？
【高义】
二曰：君子之自行也，动必缘义，行必诚义，俗虽谓之穷，通也。行不诚义，动不缘义，俗虽谓之通，穷也。然则君子之穷通，有异乎俗者也。故当功以受赏，当罪以受罚。赏不当，虽与之必辞；罚诚当，虽赦之不外。度之於国，必利长久。长久之於主，必宜内反於心不惭然後动。孔子见齐景公，景公致廪丘以为养。孔子辞不受，入谓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。今说景公，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，其不知丘亦甚矣！”令弟子趣驾，辞而行。孔子，布衣也，官在鲁司寇，万乘难与比行，三王之佐不显焉，取舍不苟也夫！子墨子游公上过於越。公上过语墨子之义，越王说之，谓公上过曰：“子之师苟肯至越，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。”公上过往复於子墨子，子墨子曰：“子之观越王也，能听吾言、用吾道乎？”公上过曰：“殆未能也。”墨子曰：“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，虽子亦不知翟之意。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，翟度身而衣，量腹而食，比於宾萌，未敢求仕。越王不听吾言、不用吾道，虽全越以与我，吾无所用之。越王不听吾言、不用吾道，而受其国，是以义翟也。义翟何必越，虽於中国亦可。”凡人不可不熟论。秦之野人，以小利之故，弟兄相狱，亲戚相忍。今可得其国，恐亏其义而辞之，可谓能守行矣。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。荆人与吴人将战，荆师寡，吴师众。荆将军子囊曰：“我与吴人战，必败。败王师，辱王名，亏壤土，忠臣不忍为也。”不复於王而遁。至於郊，使人复於王曰：“臣请死。”王曰： “将军之遁也，以其为利也。今诚利，将军何死？”子囊曰：“遁者无罪，则後世之为王臣者，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。若是，则荆国终为天下挠。”遂伏剑而死。王曰：“请成将军之义。”乃为之桐棺三寸，加斧锧其上。人主之患，存而不知所以存，亡而不知所以亡。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。郼、岐之广也，万国之顺也，从此生矣。荆之为四十二世矣，尝有干溪、白公之乱矣，尝有郑襄、州侯之避矣，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，其时有臣如子囊与！子囊之节，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。荆昭王之时，有士焉曰石渚。其为人也，公直无私，王使为政。道有杀人者，石渚追之，则其父也。还车而反，立於廷曰：“杀人者，仆之父也。以父行法，不忍；阿有罪，废国法，不可。失法伏罪，人臣之义也。”於是乎伏斧锧，请死於王。王曰：“追而不及，岂必伏罪哉！子复事矣。”石渚辞曰：“不私其亲，不可谓孝子；事君枉法，不可谓忠臣。君令赦之，上之惠也；不敢废法，臣之行也。”不去斧锧，殁头乎王廷。正法枉必死，父犯法而不忍，王赦之而不肯，石渚之为人臣也，可谓忠且孝矣。
【上德】
三曰：为天下及国，莫如以德，莫如行义。以德以义，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邪止。此神农、黄帝之政也。以德以义，则四海之大，江河之水，不能亢矣；太华之高，会稽之险，不能障矣；阖庐之教，孙、吴之兵，不能当矣。故古之王者，德回乎天地，澹乎四海，东西南北，极日月之所烛。天覆地载，爱恶不臧。虚素以公，小民皆之，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之谓顺天。教变容改俗，而莫得其所受之，此之谓顺情。故古之人，身隐而功著，形息而名彰，说通而化奋，利行乎天下，而民不识，岂必以严罚厚赏哉？严罚厚赏，此衰世之政也。三苗不服，禹请攻之，舜曰：“以德可也。”行德三年，而三苗服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“通乎德之情，则孟门、太行不为险矣。故曰德之速，疾乎以邮传命。”周明堂金在其後，有以见先德後武也。舜其犹此乎！其臧武通於周矣。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。太子申生居曲沃，公子重耳居蒲，公子夷吾居屈。丽姬谓太子曰：“往昔君梦见姜氏。”太子祠而膳于公，丽姬易之。公将尝膳，姬曰：“所由远，请使人尝之。” 尝人，人死；食狗，狗死。故诛太子。太子不肯自释，曰：“君非丽姬，居不安，食不甘。”遂以剑死。公子夷吾自屈奔梁。公子重耳自蒲奔翟。去翟过卫，卫文公无礼焉。过五鹿，如齐，齐桓公死。去齐之曹，曹共公视其骈胁，使袒而捕池鱼。去曹过宋，宋襄公加礼焉。之郑，郑文公不敬，被瞻谏曰：“臣闻贤主不穷穷。今晋公子之从者，皆贤者也。君不礼也，不如杀之。”郑君不听。去郑之荆，荆成王慢焉。去荆之秦，秦缪公入之。晋既定，兴师攻郑，求被瞻。被瞻谓郑君曰：“不若以臣与之。”郑君曰：“此孤之过也。”被瞻曰：“杀臣以免国，臣愿之。”被瞻入晋军，文公将烹之，被瞻据镬而呼曰：“三军之士皆听瞻也：自今以来，无有忠於其君，忠於其君者将烹。”文公谢焉，罢师，归之於郑。且被瞻忠於其君，而君免於晋患也；行义於郑，而见说於文公也。故义之为利博矣。墨者钜子孟胜，善荆之阳城君。阳城君令守於国，毁璜以为符，约曰：“符合听之。”荆王薨，群臣攻吴起，兵於丧所，阳城君与焉。荆罪之，阳城君走。荆收其国。孟胜曰：“受人之国，与之有符。今不见符，而力不能禁，不能死，不可。” 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：“死而有益阳城君，死之可矣；无益也，而绝墨者於世，不可。”孟胜曰：“不然。吾於阳城君也，非师则友也，非友则臣也。不死，自今以来，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，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。死之，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。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。田襄子，贤者也，何患墨者之绝世也？”徐弱曰：“若夫子之言，弱请先死以除路。”还殁头前於孟胜。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。孟胜死，弟子死之者百八十。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，欲反死孟胜於荆，田襄子止之曰：“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，当听。”遂反死之。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。严罚厚赏，不足以致此。今世之言治，多以严罚厚赏，此上世之若客也。
【用民】
四曰：凡用民，太上以义，其次以赏罚。其义则不足死，赏罚则不足去就，若是而能用其民者，古今无有。民无常用也，无常不用也，唯得其道为可。阖庐之用兵也，不过三万。吴起之用兵也，不过五万。万乘之国，其为三万五万尚多，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，其民非不可用也，不得所以用之也。不得所以用之，国虽大，势虽便，卒虽众，何益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，其民不为用也。用民之论，不可不熟。剑不徒断，车不自行，或使之也。夫种麦而得麦，种稷而得稷，人不怪也。用民亦有种，不审其种，而祈民之用，惑莫大焉。当禹之时，天下万国，至於汤而三千馀国，今无存者矣，皆不能用其民也。民之不用，赏罚不充也。汤、武因夏、商之民也，得所以用之也。管、商亦因齐、秦之民也，得所以用之也。民之用也有故，得其故，民无所不用。用民有纪有纲。壹引其纪，万目皆起；壹引其纲，万目皆张。为民纪纲者何也？欲也恶也。何欲何恶？欲荣利，恶辱害。辱害所以为罚充也，荣利所以为赏实也。赏罚皆有充实，则民无不用矣。阖庐试其民於五湖，剑皆加於肩，地流血几不可止。句践试其民於寝宫，民争入水火，死者千馀矣，遽击金而却之。赏罚有充也。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，勇者以工，惧者以拙，能与不能也。夙沙之民，自攻其君而归神农。密须之民，自缚其主而与文王。汤、武非徒能用其民也，又能用非己之民。能用非己之民，国虽小，卒虽少，功名犹可立。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，皆能用非其有也。用非其有之心，不可察之本。三代之道无二，以信为管。宋人有取道者，其马不进，倒而投之鸂水。又复取道，其马不进，又倒而投之鸂水。如此三者。虽造父之所以威马，不过此矣。不得造父之道，而徒得其威，无益於御。人主之不肖者，有似於此。不得其道，而徒多其威。威愈多，民愈不用。亡国之主，多以多威使其民矣。故威不可无有，而不足专恃。譬之若盐之於味，凡盐之用，有所托也。不适，则败托而不可食。威亦然，必有所托，然後可行。恶乎托？托於爱利。爱利之心谕，威乃可行。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，爱利之心息，而徒疾行威，身必咎矣。此殷、夏之所以绝也。君利势也，次官也。处次官，执利势，不可而不察於此。夫不禁而禁者，其唯深见此论邪！
【适威】
五曰：先王之使其民，若御良马，轻任新节，欲走不得，故致千里。善用其民者亦然。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，苟得为上用，民之走之也，若决积水於千仞之溪，其谁能当之？《周书》曰：“民，善之则畜也，不善则雠也。”有雠而众，不若无有。厉王，天子也，有雠而众，故流于彘，祸及子孙，微召公虎而绝无後嗣。今世之人主，多欲众之，而不知善，此多其雠也。不善则不有。有必缘其心，爱之谓也。有其形不可为有之。舜布衣而有天下，桀，天子也，而不得息，由此生矣。有无之论，不可不熟。汤、武通於此论，故功名立。古之君民者，仁义以治之，爱利以安之，忠信以导之，务除其灾，思致其福。故民之於上也，若玺之於涂也，抑之以方则方，抑之以圜则圜；若五种之於地也，必应其类，而蕃息於百倍。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。身已终矣，而後世化之如神，其人事审也。魏武侯之居中山也，问於李克曰：“吴之所以亡者何也？”李克对曰：“骤战而骤胜。”武侯曰：“骤战而骤胜，国家之福也，其独以亡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骤战则民罢，骤胜则主骄。以骄主使罢民，然而国不亡者，天下少矣。骄则恣，恣则极物；罢则怨，怨则极虑。上下俱极，吴之亡犹晚。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。” 东野稷以御见庄公，进退中绳，左右旋中规。庄公曰：“善。”以为造父不过也。使之钩百而少及焉。颜阖入见，庄公曰：“子遇东野稷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臣遇之。其马必败。”庄公曰：“将何败？”少顷，东野之马败而至。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：“子何以知其败也？”颜阖对曰：“夫进退中绳，左右旋中规，造父之御，无以过焉。乡臣遇之，犹求其马，臣是以知其败也。”故乱国之使其民，不论人之性，不反人之情，烦为教而过不识，数为令而非不从，巨为危而罪不敢，重为任而罚不胜。民进则欲其赏，退则畏其罪。知其能力之不足也，则以为继矣。以为继，知，则上又从而罪之，是以罪召罪。上下之相雠也，由是起矣。故礼烦则不庄，业烦则无功，令苛则不听，禁多则不行。桀、纣之禁，不可胜数，故民因而身为戮，极也，不能用威适。子阳极也好严，有过而折弓者，恐必死，遂应猘狗而弑子阳，极也。周鼎有窃曲，状甚长，上下皆曲，以见极之败也。
【为欲】
六曰：使民无欲，上虽贤，犹不能用。夫无欲者，其视为天子也，与为舆隶同；其视有天下也，与无立锥之地同；其视为彭祖也，与为殇子同。天子，至贵也；天下，至富也；彭祖，至寿也。诚无欲，则是三者不足以劝。舆隶，至贱也；无立锥之地，至贫也；殇子，至夭也。诚无欲，则是三者不足以禁。会有一欲，则北至大夏，南至北户，西至三危，东至扶木，不敢乱矣；犯白刃，冒流矢，趣水火，不敢却也；晨寤兴，务耕疾庸，巽为烦辱，不敢休矣。故人之欲多者，其可得用亦多；人之欲少者，其得用亦少；无欲者，不可得用也；人之欲虽多，而上无以令之，人虽得其欲，人犹不可用也。令人得欲之道，不可不审矣。善为上者，能令人得欲无穷，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。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，其衣服冠带、宫室居处、舟车器械、声色滋味皆异，其为欲使一也。三王不能革，不能革而功成者，顺其天也；桀、纣不能离。不能离而国亡者，逆其天也。逆而不知其逆也，湛於俗也。久湛而不去则若性。性异非性，不可不熟。不闻道者，何以去非性哉？无以去非性，则欲未尝正矣。欲不正，以治身则夭，以治国则亡。故古之圣王，审顺其天而以行欲，则民无不令矣，功无不立矣。圣王执一，四夷皆至者，其此之谓也！执一者至贵也，至贵者无敌。圣王托於无敌，故民命敌焉。群狗相与居，皆静无争。投以炙鸡，则相与争矣。或折其骨，或绝其筋，争术存也。争术存，因争；不争之术存，因不争。取争之术而相与争，万国无一。凡治国，令其民争行义也；乱国，令其民争为不义也。强国，令其民争乐用也；弱国，令其民争竞不用也。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，此其为祸福也，天不能覆，地不能载。晋文公伐原，与士期七日。七日而原不下，命去之。谋士言曰：“原将下矣。”师吏请待之，公曰：”信，国之宝也。得原失宝，吾不为也。”遂去之。明年，复伐之，与士期必得原然後反。原人闻之，乃下。卫人闻之，以文公之信为至矣，乃归文公。故曰“攻原得卫”者，此之谓也。文公非不欲得原也，以不信得原，不若勿得也。必诚信以得之。归之者非独卫也。文公可谓知求欲矣。
【贵信】
七曰：凡人主必信，信而又信，谁人不亲？故《周书》曰：“允哉！允哉！” 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。故信之为功大矣。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。虚言可以赏，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。信之所及，尽制之矣。制之而不用，人之有也；制之而用之，己之有也。己有之，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。人主有见此论者，其王不久矣；人臣有知此论者，可以为王者佐矣。天行不信，不能成岁；地行不信，草木不大。春之德风；风不信，其华不盛，华不盛，则果实不生。夏之德暑，暑不信，其土不肥，土不肥，则长遂不精。秋之德雨，雨不信，其谷不坚，谷不坚，则五种不成。冬之德寒，寒不信，其地不刚，地不刚，则冻闭不开。天地之大，四时之化，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，又况乎人事？君臣不信，则百姓诽谤，社稷不宁。处官不信，则少不畏长，贵贱相轻。赏罚不信，则民易犯法，不可使令。交友不信，则离散郁怨，不能相亲。百工不信，则器械苦伪，丹漆染色不贞。夫可与为始，可与为终，可与尊通，可与卑穷者，其唯信乎！信而又信，重袭於身，乃通於天。以此治人，则膏雨甘露降矣，寒暑四时当矣。齐桓公伐鲁。鲁人不敢轻战，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。鲁请比关内侯以听，桓公许之。曹翙谓鲁庄公曰：“君宁死而又死乎，其宁生而又生乎？”庄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曹翙曰：“听臣之言，国必广大，身必安乐，是生而又生也；不听臣之言，国必灭亡，身必危辱，是死而又死也。”庄公曰：“请从。”於是明日将盟，庄公与曹翙皆怀剑至於坛上。庄公左搏桓公，右抽剑以自承，曰：“鲁国去境数百里。今去境五十里，亦无生矣。钧其死也，戮於君前。”管仲、鲍叔进。曹翙按剑当两陛之间曰：“且二君将改图，毋或进者！”庄公曰：“封於汶则可，不则请死。”管仲曰：“以地卫君，非以君卫地。君其许之！乃遂封於汶南，与之盟。归而欲勿予，管仲曰：“不可。人特劫君而不盟，君不知，不可谓智；临难而不能勿听，不可谓勇；许之而不予，不可谓信。不智不勇不信，有此三者，不可以立功名。予之，虽亡地，亦得信。以四百里之地见信於天下，君犹得也。”庄公，仇也；曹翙，贼也。信於仇贼，又况於非仇贼者乎？夫九合之而合，壹匡之而听，从此生矣。管仲可谓能因物矣。以辱为荣，以穷为通，虽失乎前，可谓後得之矣。物固不可全也。
【举难】
八曰：以全举人固难，物之情也。人伤尧以不慈之名，舜以卑父之号，禹以贪位之意，汤、武以放弑之谋，五伯以侵夺之事。由此观之，物岂可全哉？故君子责人则以人，自责则以义。责人以人则易足，易足则得人；自责以义则难为非，难为非则行饰。故任天地而有馀。不肖者则不然。责人则以义，自责则以人。责人以义责难瞻，难瞻则失亲；自责以人则易为，易为则行苟。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，身取危，国取亡焉。此桀、纣、幽、厉之行也。尺之木必有节目，寸之玉必有瑕适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，故择务而贵取一也。季孙氏劫公家，孔子欲谕术则见外，於是受养而便说。鲁国以訾。孔子曰：“龙食乎清而游乎清，螭食乎清而游乎浊，鱼食乎浊而游乎浊。今丘上不及龙，下不若鱼，丘其螭邪！”夫欲立功者，岂得中绳哉？救溺者濡，追逃者趋。魏文侯弟曰季成，友曰翟璜。文侯欲相之，而未能决，以问李克，李克对曰：“君欲置相，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。” 文侯曰：“善。”以王孙苟端为不肖，翟璜进之；以乐腾为贤，季成进之。故相季成。凡听於主，言人不可不慎。季成，弟也，翟璜，友也，而犹不能知，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？疏贱者知，亲习者不知，理无自然。自然而断相，过。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。虽皆过，譬之若金之与木，金虽柔，犹坚於木。孟尝君问於白圭曰：“魏文侯名过桓公，而功不及五伯，何也？”白圭对曰：“文侯师子夏，友田子方，敬段干木，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。卜相曰‘成与璜孰可’，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。相也者，百官之长也。择者欲其博也。今择而不去二人，与用其雠亦远矣。且师友也者，公可也；戚爱也者，私安也。以私胜公，衰国之政也。然而名号显荣者，三士羽翼之也。”宁戚欲干齐桓公，穷困无以自进，於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，暮宿於郭门之外。桓公郊迎客，夜开门，辟任车，爝火甚盛，从者甚众。宁戚饭牛居车下，望桓公而悲，击牛角疾歌。桓公闻之，抚其仆之手曰：“异哉！之歌者非常人也！”命後车载之。桓公反，至，从者以请。桓公赐之衣冠，将见之。宁戚见，说桓公以治境内。明日复见，说桓公以为天下。桓公大说，将任之。群臣争之曰：“客，卫人也。卫之去齐不远，君不若使人问之。而固贤者也，用之未晚也。”桓公曰：“不然。问之，患其有小恶。以人之小恶，亡人之大美，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。”凡听必有以矣，今听而不复问，合其所以也。且人固难全，权而用其长者，当举也。桓公得之矣。
【译文】
离俗
社会上不足的东西，是理义，有余的东西，是胡作非为。人之常情是，以不足的东西为贵，以有余的东西为贱。所以平民、臣子的品行，应该纯洁清廉，合乎法度，越穷困越感到荣耀，即使死了，天下的人也越发尊崇他们，这是因为社会上这种品行不足啊。然而如果按照理义的标准来衡量，连神农、黄帝都还有可以非难的地方，不仅仅是舜，汤而已。飞免、要褭，是古代的骏马，它们的力气尚且有所不足。所以如果用墨绳严格地量取木材，那么房屋就不能建成。
舜把带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，石户之农说：“君王您的为人真是孜孜不倦啊!是个勤劳任力的人。”认为舜的品德尚未完备，于是丈夫背着东西，妻子头顶着东西，领着孩子去海上隐居，离开了舜，终身不再回来。舜又把帝位让给自己的朋友北人无择，北人无择说：“君王您的为人真是与众不同啊，本来居住在乡野之中，却到尧那里继承了王位。不仅仅是这样就罢了，又想用自己耻辱的行为玷污我，我对此感到羞耻。”因而自己跳到苍领的深渊中。
汤将要讨伐桀，去找卞随谋划，卞随谢绝说：“这不是我的事情。”汤说：“谁可以谋划?”卞随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汤又去找务光谋划，务光说；“这不是我的事情。”汤说，“谁可以谋划?”务光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扬说；“伊尹怎么样?”务光说；“他能奋力做事，忍受耻辱，我不知道他别的情况了。”扬子是就跟伊尹谋划讨伐夏桀，战胜了夏桀。汤把王位让给卞随，卞随谢绝说；“君王您讨伐桀的时候，要跟我谋划，一定是认为我残忍，战胜桀后要把王位让给我，一定是认为我贪婪。我生在乱世，而无道之人两次来污辱我，我不忍心屡次听这样的话。”于是就自己就跳入颖水而死。汤又把王位让给务光，说：“聪明的人谋划它，勇武的人实现它，仁德的人享有它，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。您何不居王位呢?我甘愿辅佐您。”务光谢绝说：“废弃君主桀，这是不义的行为，作战杀死人民，这是不仁的行为，别人冒战争的危难，我享受战争的利益，这是不廉洁的行为。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不符合义，就不接受利益，不符合道义的社会，就不踏上它的土地。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。”于是就背负石头沉没在募水之中。
所以象石户之农、北人无择、卞随、务光这样的人，他们看待天下，就如同天外之物一样，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。他们看待富贵，即使可以得到，也一定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。他们节操高尚，品行坚贞，独自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感到快乐，因而外物没有什么可以危害他们。他们不为利益玷污，不受权势牵制，以居于污浊的社会为耻。只有这四位贤士具有这样的节操。
至于舜，汤，则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，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，把爱和利怍为根本，把为万民作为义的准则。这就如同钓鱼的人一样，鱼有小有大，钓饵与之相应，钓浮有动有静，都要相机而行。
齐国、晋国相互怍战，平阿邑的士卒丢失了戟截，得到了矛，后退时，自己很不高兴，对路上的人说：“我丢失了戟，得到了矛，可以回去吗?”路上的人说；“戟也是兵器，矛也是兵器，丢失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，为什么不可以回去?”士卒又往回走，自己心里还是不高兴，遇到高唐邑的守邑大夫叔无孙，就在他的马前说：“今天作战时，我丢失了戡，得到了矛，可以回去码?”叔无孙说：“矛不是戟，戟不是矛，丢失了戟，得到了矛，怎么能交待得了呢?”那个士卒说了声：“嘿！”又返回去作战，跑到战场，还赶上作战，终千战死丁。叔无孙说：“我听说过，君子让人遭受祸患，自己一定要跟他共患难。”急速赶马去追他，也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。假使让这两个人统率军队，也必定不会战败逃跑，假使让他们处于君主身边，也必定会为道义而献身。如今他们死了，却没有什么大功劳，这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。职位小的人是不考虑大事情的。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的士卒与叔无孙那样的人呢?所以君主中那些希望得到廉正之士的人，不可不努力寻求这样的人。
齐庄公时，有个士人名叫宾卑聚。他梦见有个强壮的男子，藏着白绢做的帽子，系着红麻线做的帽带，穿着熟绢做的衣服，白色的新鞋，佩带着黑鞘宝剑，走上前来叱责他，用唾沫吐他的脸。他吓醒了，原来只是一个梦。坐了整整一夜，自己很不高兴。第二天，召来他的朋友告诉说。“我年轻时就爱好勇力，年纪六十了，没有遭受过挫折悔辱。现在夜里遭到悔辱，我将寻求这个人的形迹，如期得到还可以，如果得不到我将为此而死。”每天早晨跟他的朋友一起站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，过了三天没有得到，回去以后就自刎而死。要说这是应当尽力去做的却未必，虽说如此，但是他的内心不可受辱，这一点还有能超过的吗?
高义
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，举动必须遵循卫的原则，行为必须忠于义的原则，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，但君子认为行得通。行为不忠于义的原则，举动不遵循义的原则，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，但君子认为行不通。这样看来，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或行得通，就跟世俗不同了。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，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。如果不该受赏，那么即使赏给自己，也一定谢绝，如果应该受罚，那么即使赦免自己，也不躲避惩罚．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，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。要对君主有长远的利益，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。
孔子谒见齐景公，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。孔子谢绝了，不肯接受，出来以后对学生们说：“我听说君子有功因而接受俸禄，现在我劝悦景公听从我的主张，景公还没有实行，却要赏赐给我廪丘，他太不了解我了。”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，告辞以后就走了。孔子这时是平民，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，然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，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，这是因为他取舍都不苟且啊！
墨子让公上过到越国游说。公上过讲述了墨子的主张，越王很喜欢，对公上过说：“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，我愿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地方封给他老先生，”公上过回去禀报给墨子，墨子说；“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话、采纳我的主张吗?”公上过说：“恐怕不能。”墨子说：“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，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。假如越王听从我的话、采纳我的主张，我衡量自己的身体穿衣，估量自己的肚子吃饭，我将处于客居之民的地位，不敢要求做官，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、不采纳我的主张，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，我也用不着它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，不采纳我的主张，我却接受他的国家，选就是拿原则做交易。拿原则做交易，何必到越国去?即使是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。”大凡对于人不可不仔细考察。秦国的鄙野之人，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，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，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。现在墨子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，却担心损害了自己的道义，因而谢绝了，这可以说是能保持操行了。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。
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，楚国军队人少，吴国军队人多。楚国将军子囊说：“我国与吴国人作战，必定失败。让君主的军队失败，让君主的名声受辱，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，忠臣不忍心这样做。”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。到了郊外，派人向楚王禀告说；“我请求被处死。”楚王说：“将军你跑回来，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。现在确实有利，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?”子翼说；“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，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，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。达样，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。”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。楚王说：“让我成全他的道义。”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，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。君主的弊病是，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，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。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。郼、岐的扩大，各国的归顺，由此就产生了。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，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、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，曾经有过郑袖、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，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！子囊的气节，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！
楚昭王时，有个贤士名叫石渚。他为人公正无私，昭王让他治理政事。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，石渚去追赶这个人，原来是他父亲。他掉转车子返回来，站在朝廷上说：“杀人的人是我父亲。对父亲施刑法，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，废弃国家刑法，这不可以。执法有失要受惩处，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。”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，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。昭王说：“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，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?你重新担任职务吧。”石渚说：“不偏爱自己的父亲，不可以叫做孝子，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，不可以叫做忠臣。您命令赦免我，这是君主的恩惠，不教废弃刑法，这是臣子的操行。”他不让拿掉刑具，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。按照公正的刑法，违法必定处死，父亲犯法，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，君主教免了自己，却不肯接受赦免。石渚作为臣子，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。
上德
治理天下和国家，莫过于用德，莫过于行义。用德用义，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，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。这是神农、黄帝的政治。用德用义，那么四海的广大，长江黄河的流水，都不能抵御，华山的高大，会稽山的险峻，都不能阻挡，阖庐的教化，孙武、吴起的军队，都不能抵挡。所以古代称王的人，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，充满四海之内，东西南北，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。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，象地一样承载万物，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，都不藏匿其道德。他们恬淡质朴，处事公正，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，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，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。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，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，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。所以古代的人，他们自身隐没了，可是功绩却卓著，他们本身死了，可是名声却显扬。他们的主张畅通，教化大行。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，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。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？严刑厚赏，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。
三苗不归服，禹请求攻打它，舜说，“用德政就可以了。”实行德政三年，三苗就归服了。孔子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“通晓了德教的实质，那么孟门、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。所以说德教的迅速，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。”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，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。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，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。
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。太子申生住在曲沃，公子重耳住在蒲城，公子夷吾住在屈邑。丽姬对太子说：“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。”太子就祭祀姜氏，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，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。献公要吃膳食，丽姬说：“膳食从远处进来的，请让人先尝尝。”让人尝，人死了，让狗吃，狗死了。所以要杀死太子。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，说；“君主如果没有丽姬，睡觉就不安稳，吃饭就不香甜。”于是就用剑自杀了。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。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。离开翟，经过卫国，卫文公不以礼相待。经过五鹿，到了齐国，正赶上齐桓公死了．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，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，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。离开曹国，经过宋国，宋襄公以礼相待。到了郑国，郑文公不尊重他，被瞻劝告说；“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。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，都是贤德之人。您不以礼相待，不如杀了他。”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。离开郑国，到了楚国，楚成王对他很不敬。离开楚国，到了秦国，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。重耳即位以后，发兵攻打郑国，索取被瞻。被瞻对郑国君主说：“不如把我交给晋国。”郑国君主说：“这是我的过错。”被瞻说；“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，我愿意这样做。”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，晋文公要煮死他，被瞻抓住大锅喊遭：“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：从今以后，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，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。”文公向他道歉，撤回了军队，让被瞻回到了郑国。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，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；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，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。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。
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，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。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，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，与他约定说：“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。”楚王死了，大臣们攻打吴起，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，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。楚国治罪这些大臣，阳城君逃走了。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。孟胜说；“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，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。现在没有见到符信，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，不能为此而死，是不行的。”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：“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，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，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，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，这不可以。”孟胜说；“不对。我对于阳城君来说，不是老师就是朋友，不是朋友就是臣子。如果不为此而死，从今以后，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，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，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。为此而死，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!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。田襄于是贤德的人，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?”徐弱说：“象先生您说的这样，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。”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。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。孟胜死了，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。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，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，田襄子制止他们说：“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，你们应当听我的。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。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。严刑厚赏，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。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，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，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。
用民
大凡使用人民，最上等的是用义，其次是用赏罚。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，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，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，从古到今都没有。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，也不永远不被使用，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，人民才可以被使用。阖庐用兵，不超过三万。吴起用兵，不超过五万。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，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，对内不可以保国，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，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。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，国家即使很大，形势即使很有利，士兵即使很多，有什么益处?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，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。使用人民的道理，不可不详尽了解。
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，车不会自己行走，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。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，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，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。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，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，却要求人民被使用，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。
在禹那个时代，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，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，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，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。人民不受使用，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。汤、武王凭惜的是夏朝、商朝的人民，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。管忡、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、秦国的人民，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。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，懂得了这原因，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。使用人民也有纲，一举起纲来，万目都随之张开。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?是希望和厌恶。希望什么厌恶什么?希望荣耀利益，厌恶耻辱祸害。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，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。赏赐惩罚都能实现，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。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，剑都刺到了肩头，血流遍地，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。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，人民争着赴汤蹈火，死的人有一千多，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。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。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，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，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，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。
夙沙国的人民，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。密须国的人民，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。汤、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，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。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，国家即使小，士兵即使少，功名仍然可以建立。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，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。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，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。夏，商、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。
宋国有个赶路的人，他的马不肯前进，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。又重新赶路，他的马不肯前进，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。这样反复了三次。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，也不过如此。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，却仅仅学到了威严，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。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，与此相似。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，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。威严越多，人民越不被使用。亡国的君主，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。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，也不足以专门依仗。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，凡是使用盐，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。用量不适度，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，因而就不可食用了。威严也是这样，一定要有所凭借，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。凭借什么?凭借爱和利。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，威严才可以施行。威严太过分了，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。爱和利的心消失了，却只是厉行威严，自身必定遭殃。这就是夏、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。君主有利有势，能决定官吏的等级。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，掌握着利益和权势，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。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，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。
适威
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，就象驾驭好马一样，让马拉着轻载，手里拿着马鞭，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，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。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。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，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，百姓为君主奔走，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，谁又能阻挡得住呢?
《周书》上说；“百姓，善待他们，他们就和君主友好，不善待他们，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。”有很多仇人，就不如没有好。周厉王是天子，他有很多仇人，所以被放逐到彘，灾祸连累到子孙，如果没有召公虎，就断绝了后嗣。现世上的君主，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，却不知道善待百姓，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。不善待百姓，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。得到百姓拥护，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，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。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。舜是平民，却占有了天下。桀是天子，却不得安居其位。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。得失民心的道理，不可不认真审察。汤、武王精通达个道理，所以功成名就。
古代当君主的人，用仁和义治理百蛀，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，用忠和信引导百姓，致力于为民除害，想着为民造福。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，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，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，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，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，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，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。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。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，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，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。
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，向李克问道：“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?”李克回答说：“是因为屡战屡胜。”武侯说：“屡战屡胜，这是国家的福分，它却偏偏因此灭亡，是什么原因呢?”李克回答说，“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，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。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，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，天下太少了。骄傲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，疲惫就会怨恨，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。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，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。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。
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，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，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。庄公说：“好。”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。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颜阖来谒见庄公，庄公说。“你遇到东野稷了吗？”颜阖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我遇到了他。他的马一定要累坏。”庄公说；“怎么会累坏呢?”过了一会儿，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。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?”颜阖回答说：“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，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，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。刚才我遇到他，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，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。”
所以，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，不了解人的本性，不反求人的常情。频繁地制订教令，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，屡次下达命令，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，制造巨大的危难，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；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，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。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，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，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，就会做虚假的事了。做虚假的事，君主知道了，跟着又加以惩处。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。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，就由此产生了。
所以，礼节繁琐就不庄重，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，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，禁令多了就行不通。桀、纣的禁令不可胜数，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，他们自己也被杀死，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。子阳喜好严厉，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，担心一定会被杀死，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，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。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，花纹很长，上下都是弯曲的，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。
为欲
假使人们没有欲望，君主即使贤明，还是不能使用他们。没有欲望的人，他们看待当天子，跟当奴仆相同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，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，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。天子是最尊贵的了，天下是最富饶的了，彭祖是最长寿的了，如果没有欲望，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，奴仆是最低贱的了，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，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，如果没有欲望，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。如果有一种欲望，那向北到大夏，向南到北户，向西刮三危，向东到扶桑，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，迎着闪光的刀，冒着飞来的箭，奔赴水火之中，人们也不敢后退，清早就起身，致力于耕种，受人雇佣，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，也不敢休息。所以，欲望多的人，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，欲望少的人，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，没有欲望的人，就不可以使用了。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，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，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，还是不可以使用。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，不可不审察清楚。
善于当君主的人，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，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。言语、风俗，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，他们的衣服、帽子、衣带，房屋、住处，车船、器物，声音、颜色、饮食，都与华夏不同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。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，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，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，桀、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，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，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。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，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。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，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。本性与非本性不同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。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，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?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，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。欲望不正当，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，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。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，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，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，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，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。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，四方部族都来归服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！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，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。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，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。
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，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。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，就相互争夺了。有的被咬折了骨，有的被咬断了筋，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。存在着争夺的条件，就争夺，不存在争夺的条件，就不争夺。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，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。
凡是安定的国家，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，混乱的国家，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。强大的国家，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，弱小的国家，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。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、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、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，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，天都不能覆盖住，地都不能承载起。
晋文公攻打原国，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。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，文公就命令离开。将士们说：“原国就要投降了。”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，文公说：“信用是国家的珍宝。得到原国失掉珍宝，我不这样做。”终于离开了。第二年，又攻打原国，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。原国人听到这约定，于是就投降了。卫国人听到过件事，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，就归顺了文公。所以人们说的“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”，指的就是这个。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，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，不如不得到。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：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，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。
贵信
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，诚信了再诚信，谁能不亲附呢?所以《周书》上说：“诚信啊！诚信啊!”这是说如果不诚信，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。因此，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。诚信树立了，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。虚假的话可以鉴别，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。诚信所达到的地方，就都能够控制了。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，仍然会为他人所有，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，才会为自己所有。为自己所有，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。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，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，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，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。
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，就不能形成岁时；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，草木就不能长大。春天的特征是风，风不能按时到来，花就不能盛开，花不能盛开，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。夏天的特征是炎热，炎热不能按时到来，土地就不肥沃，土地不肥沃，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．秋天的特征是雨，雨不能按时降下，谷粒就不坚实饱满?谷粒不坚实饱满，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。冬天的特征是寒冷，寒冷不能按时到来，地冻得就不坚固，地冻得不坚固，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。天地如此之大，四时如此变化，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，更何况人事呢?
君臣不诚信，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，国家就不得安宁。当官不诚信，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，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。赏罚不诚信，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，不可以役使。结交朋友不诚信，那么就会离散怨恨，不能互相亲近。各种工匠不诚信，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，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。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，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，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，大概只有诚信吧!诚信了再诚信，诚信重叠于身，就能与天意相通。靠这个来治理人，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，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。
齐桓公攻打鲁国冒。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，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。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，桓公答应了。曹翙对鲁庄公说；“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，还是愿意生而又生?”庄公说；“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?”曹翙说：“您听从我的话，国土必定广大，您自身必定安乐，这就是生而又生，若不听从我的话，国家必定灭亡，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，这就是死而又死。”庄公说；“我愿意听从你的话。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，庄公与曹翙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。庄公左手抓住桓公，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，说：“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。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。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，让我死在您而前。”管仲、鲍叔要上去，曹翙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。“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，谁都不许上去。”庄公说：“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，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。”管仲对桓公说：“是用领土保卫君主，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。您还是答应了吧！”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。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，管仲说：“不可以。人家只是要劫持您，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，可是您却不知道，这不能说是聪明，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，这不能说是勇敢，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，这不能算作诚信。不聪明、不勇敢、不诚信，有这三种行为的，不可以建立功名。还给它土地，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，也还能得到．诚信的名声。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，您还是舍算的。”庄公是仇人，曹翙是敌人，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，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?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，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，就由此产生出来了。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。他把耻辱变成光荣，把困窘变成通达。虽说前边有所失，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。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。
举难
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，这是事物的实情。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，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，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，用谋划放逐、杀死君主来诋毁汤、武王，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。由此看来，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?所以，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，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。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，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，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，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。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。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。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，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。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，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；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，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。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，自己召致危险，国家召致灭亡。这就是桀、纣、周幽王、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。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，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。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，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。
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，孔子想晓之以理，但这样就会被疏远，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，以便向他进言。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。孔子说：“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，在清澈的水里游动，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，在浑浊的水里游动，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，在浑浊的水里游动。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，往下不象鱼那样，我大概象螭一样吧!”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，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?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，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。
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，朋友名叫翟璜。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，可是不能决断，就询问李克，李克回答说；“您想立相，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。文侯说：“好。”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，而他是翟璜举荐的，认为乐腾好，而他是季成举荐的。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。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，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。季成是弟弟，翟璜是明友，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，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?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，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，这就措了。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。他们虽然都错了，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，金虽然软，但还是此木碣。
孟尝君向白圭问道：“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，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，这是为什幺呢?”白圭回答说；“文侯以子夏为师，以田子方为友，敬重段干木，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。选择相的时候说‘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’，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。相是百官之长。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。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，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。况且以师友为相，是为了公利，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，是为了私利。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，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。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，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。
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，但处境穷困，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，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，傍晚住往城门外。桓公到郊外迎客，夜里打开城门，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，火把很明亮，跟随的人很多。宁戚在车下喂牛，望见桓公，心里很悲伤，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。桓公听到歌声，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：“真是与众不同啊!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!就命令副车载着他。桓公回去，到了朝廷里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。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，准备召见他。宁戚见到桓公，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。第二天又碍见恒公，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。桓公非常高兴，准备任用他。臣子们劝谏说：“这个客人是卫国人。卫国离齐国不远，您不如去询问一下。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，再任用他也不晚。”桓公说：“不是这样。去询问，担心他有小毛病。因为人家的小毛病，丢掉人家的大优点，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。”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，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，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。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，衡量以后用其所长，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。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