◎鹿鸣之什诂训传第十六
○陆曰：什音十。什者，若五等之君有诗，各系其国，举“周南”即题《关雎》。至於王者施教，统有四海，歌咏之作，非止一人，篇数既多，故以十篇编为一卷，名之为什。
毛诗小雅○陆曰：从《鹿鸣》至《菁菁者莪》，凡二十二篇，皆正小雅。六篇亡，今唯十六篇。从此至《鱼丽》十篇，是文、武之小雅。先其文王以治内，后其武王以治外，宴劳嘉宾，亲睦九族，事非隆重，故为小雅。皆圣人之迹，故谓之“正”。
小大雅谱小雅、大雅者，周室居西都丰、镐之时诗也。○正义曰：以此二雅，正有文、武、成，变有厉、宣、幽，六王皆居在镐、丰之地，故曰“丰、镐之时诗也”。知者，《文王有声》云“作邑於丰”，是文王居丰也。又曰“考卜维王，宅是镐京。维龟正之，武王成之”，是武王居镐也。太史公曰：“成王卜居洛邑，定九鼎焉，而周复都丰、镐。”《外传》曰：“杜伯射宣王於镐。”《鱼藻序》云：“王居镐京。”是幽王以上皆居镐也。《世本》云：“懿王徙於犬丘。”《地里志》云：“京兆槐里县，周曰犬丘，懿王都之。”京兆郡，故长安县也。皇甫谧云：“镐在长安南二十里。”然则犬丘与镐相近，有离宫在焉，懿王蹔居之，非迁都也。郑必须言周室居丰、镐者，以国风皆题诸国之名，知其国土所在，雅亦须显其号，并知天子所居之处也。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以天子之命命将率，则文王时未称王也。则二雅各有未称王时作者。未称王时，则在岐周矣，而系之丰者，以其为雅诗者，即述天子之政，文王居丰乃称王，纵使在岐周时作，亦系之於丰也。厉王流于彘，王爵仍存，镐京尚在，故亦总云丰、镐焉。雅题不曰周者，以雅与国风绝殊，又无异代相涉，故不言周也。
始祖后稷，由神气而生，有播种之功於民。公刘至于大王、王季，历及千载，越异代，而别世载其功业，为天下所归。○正义曰：案《周本纪》云：公刘，后稷之曾孙。大王，公刘九世之孙。后稷在唐、虞之时，公刘当夏大康之时。此至大王、王季，历夏、商之世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云“夏凡四百四十年，殷凡六百二十九年”，则馀一千矣，故曰“历千载，越异代”也。言后稷至於大王，则公刘在其间矣，而别言公刘者，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后稷之业，公刘、大王，其中贤俊者，故历言之。所以追说后稷、公刘、大王者，言周德积基所由也。
文王受命，武王遂定天下。盛德之隆，大雅之初，起自《文王》，至于《文王有声》，据盛隆而推原天命，上述祖考之美。○正义曰：自《文王》至《文王有声》凡十篇。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、《棫朴》、《思齐》、《皇矣》、《灵台》七篇，序皆云文王，《旱麓》一篇居中，从可知凡八篇，文王大雅也。《下武》、《文王有声》二篇，序皆言武王，则武王大雅也。以文、武道同，故郑连言之。雅有小大二体，而体亦由事而定，故文王以受命为盛，大雅以盛为主，故其篇先盛隆。《文王》言“受命作周”，《大明》言“天复命武王”，是盛隆之事，故以《文王》为首，《大明》次之也。文王所以得受天命，由祖考之业，故又次《绵》也，言文王之兴，本由大王也。文王既因祖业，得四臣之力，即是能官其人，故次《棫朴》也。既言任臣之力，又述受祖之美，故次《旱麓》也。《旱麓》直论乐易於民施化而已，非盛事，故在《棫朴》之下。既言受祖之业，又述其母之贤而得成为圣，故次《思齐》也。文王既圣，世修其德，天使之代殷，故次《皇矣》。既圣能代，德及鸟兽，故次《灵台》。《绵》与《旱麓》、《皇矣》皆述大王、王季之德，是上述祖考者。郑以文王据受命盛隆，逆而本之於祖父，取编篇之意，故其馀不尽论也。其武王之诗，《下武序》云：“继文也。”明以上文王事，《下武》则武王继之。既能继其伐功，故次《文王有声》。序云：“继伐也。”言文王伐崇，武王继之以伐纣也。案《大明》，文王之诗，而经陈武王之事；《文王有声》，武王之诗，而经陈文王之事，其势正同，而诗主相反者，由作者之意殊也。《文王》经云“王之荩臣，无念尔祖”，以戒成王也；《大明》云“笃生武王”，言武王之谥，则二篇成王时作也。《绵》云“文王厥厥生”，《思齐》云“文王之母”，《皇矣》云“帝谓文王”，三篇皆言文王之谥，则皆文王崩后作之。《棫朴》云“济济辟王”，《灵台》云“王在灵沼”，皆言王，则称王之后作也。唯《旱麓》不言谥，又不言王，或未称王之前作也。但经无谥者，或当其生存之时，或在其崩后，不可定也。《下武》不言武王之谥，武王时作。《文王有声》云“武王烝哉”，言其谥，则其崩后作也。
小雅自《鹿鸣》至於《鱼丽》，先其文所以治内，后其武所以治外。○正义曰：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。《采薇》云“文王之时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难，以天子之命命将率，歌《采薇》以遣之，《出车》以劳还，《杕杜》以勤归”，则《采薇》等篇皆文王之诗。《天保》以上，自然是文王诗也。《鱼丽序》文、武并言，则《鱼丽》武王诗也。《鹿鸣》至《天保》六篇，言燕劳群臣朋友，是文事也。《采薇》三篇，言命将出征，皆是武事，故《鱼丽序》曰：“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内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。”既以治内为先，君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君能恳诚以乐下，臣能尽忠以事上，此为政之尤急，故以《鹿鸣》燕群臣嘉宾之事为首也。群臣在国则燕之，使还则劳之，故次《四牡》劳使臣之来也。使臣还则君劳之，去当送之，故次《皇皇者华》，言遣使臣也。使臣之聘，出即遣之，反乃劳之，则遣先劳后矣。此所以先劳后遣者，人之劳役，苦於上所不知，则已劳而怨；有劳而见知，则虽劳而不怨，其事重，故先之也。且使臣往反，固非其一，《四牡》所劳，不必是《皇皇者华》所遣之使，二篇之作，又不必一人，故以轻重为先后也。君臣既洽，邻国又睦，乃可以和燕宗族，故次《常棣》，燕兄弟也。兄弟既和，又及朋友，故次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旧也。君既能燕劳臣下，臣亦归美以报之，故次《天保》，言下报上也。内事既治，则当命将征伐，以御夷狄之患，故次《采薇》，遣戍役。遣则欲其同心，还则别其贵贱，先《出车》以劳将率，后《杕杜》以劳还役也。文王之诗既终，可王之事继之。以文王治内外有成功，故武王因之，得万物盛多，所以次《鱼丽》也。万物既多，人得养其父母，故次《南陔》，孝子相戒以养也。孝子非徒能养其亲，身又清洁，故次《白华》，言孝子之洁白也。万物盛多，人民忠孝，则致时和年丰，故次《华黍》，岁丰宜黍稷也。《思齐》说文王之教，先兄弟，后家邦，此诗之次，先群臣，后兄弟者，彼说施法之事，先齐其家，后化於外，自近及远之义。此即为国之政，固当先国事，后族人，故使燕群臣在先也。又《鹿鸣》等三篇，皆燕劳臣子，为政之大务，后世常歌之，故乡饮酒、燕礼皆歌此三篇。《四牡》传曰：“文王率诸侯，抚叛国，而朝聘於纣，故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。”是其事重可法，故乐常歌之。推此，则乐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及大雅，皆歌其首三篇。《书传》多云“升歌清庙”，是事重为常歌，故以为诸篇之首也。此文王小雅，其事多在称王之前。案《书传》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，《采薇》为伐昆夷而作，事在受命四年也。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，役反而劳之。《出车》经曰“春日迟迟，薄言还归”，在受命五年而反也。则《采薇》三篇，事在称王前矣。《鹿鸣》，燕群臣嘉宾，嘉宾之文，容有邻国之聘客也，明亦未称王也。《四牡》云：“周道倭迟。”传曰：“岐周之道。”尚在岐周未迁，亦是未称王也。《皇皇者华》，君遣使臣，是聘问邻国也。若称王之后，与诸侯礼异，不得为邻国相聘之法，则亦未称王也。此三篇之事，或在《采薇》之前，其作之时节次弟不可得而知也，称王之前作，亦可矣。《伐木》云“陈馈八簋”，为天子制；《天保》云“禴祠烝尝，于公先王”，追王改祭之礼，定是称王之后。无文王之谥，或当时即作，或崩后为之，未可定也。检文、武大雅经每言文、武之谥，多在武王、成王时作也。小雅唯有称王后事，曾无言其谥者，又所论多称王以前之事，知不先作为小雅、后作为大雅者，以六诗之作，各有其体，咏由歌政而兴，体亦因政而异，王政有巨细，诗有大小，不在其作之先后也。此篇尚不以作之先后为次，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后为异乎？且就检其事亦不然矣。《绵》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，《采薇》亦伐昆夷之事而在小雅。《绵》云“虞芮质厥成”，事在称王之初。《天保》云“禴祠烝尝”，事在称王之后。《天保》在小雅，《绵》在大雅，明不以作之先后分属二雅可知也。但作者各有所拟述，大政为大雅之体，述小政为小雅之体。体以政兴，名以体定。体既不同，雅有大小，大师审其所述，察其异体，然后分而别之。自王泽竭而诗息，暴秦起而乐亡，去圣久远，无所传授，虽仿佛其大校，不可以言宣也。《诗》次先小雅，此郑先论大雅者，诗见事渐，故先小后大。郑以大雅述盛隆之事，故先言焉。
此二雅逆顺之次，要於极贤圣之情，著天道之助，如此而已矣。○正义曰：由祖考积基之美，致令受命而王，今大雅先陈受命，后述祖考，从下而上，是逆也。为政之法，当以近及远，今小雅先内后外，是顺也。二雅逆顺虽异，其致一也，皆要在於极尽先祖贤圣之情，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。公刘、大王、王季是贤也，即《绵》与《旱麓》等诗是也。文王、武王圣也，即述文、武诗是也。天道助者，即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之属是也。
又大雅《生民》下及《卷阿》，小雅《南有嘉鱼》下及《菁菁者莪》，周公、成王之时诗也。○正义曰：知大雅自《生民》者，以《生民序》云：“文、武之功，起於后稷，故推以配天焉。”明是文、武，后人见文、武功之所起，故推以配天也。文、武后人，唯周公、成王耳。《孝经》云：“昔者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。”故知《生民》为周公、成王之诗。《生民》既然，至《卷阿》皆是可知。知小雅自《南有嘉鱼》者，以《六月序》广陈小雅之废，自《华黍》以上皆言缺，《由庚》以下不言缺，明其诗异主也。《鱼丽》之序云文、武，《华黍》言与上同，明以上武王诗，《由庚》以下周公、成王诗也。《南有嘉鱼》云“太平”，《蓼萧》云“泽及四海”，语其时事，为周公、成王明矣。序者盖亦以其事著明，故不言其号谥焉。《由庚》既为周公、成王之诗，则《南有嘉鱼》至《菁菁者莪》从可知也，故云“下及《菁菁者莪》皆周公、成王之时诗也”。以周公摄王事，政统於成王，故并举之也。《由庚》在《嘉鱼》前矣，不云自《由庚》者，据见在而言之。郑所以不数亡者，以毛公下《由庚》以就《崇丘》。若言自《由庚》，则不包《南有嘉鱼》，故不得言也。既不得以《由庚》为成王诗首，则《华黍》不得为武王诗未，故上说文、武之诗，不言至《华黍》也。其比篇如此次者，大雅之次，以后稷祖考之先，文、武功之所起，人本於祖，故《生民》为先，言尊祖也。既后稷有功，世笃忠厚，故次《行苇》言忠厚也。既能忠厚，化以及物，令天下醉饱，故次《既醉》言太平也。既得太平，又能久持不失，故次《凫鹥》言能持盈守成也。《凫鹥》止言祭神，无持盈之事，而序以承太平之后，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，则神祗祖考安乐之矣，是傅会其事以为篇次之意也。推此，明其馀皆有次比之义。既能持盈不失事，可嘉美，故次《假乐》嘉成王也。既嘉之，又恐其怠慢，故《公刘》、《泂酌》、《卷阿》戒成王也。召公以成王初莅政，恐不留意於治民之事，故先言《公刘》厚於民以戒之。既戒以民事，欲其忠信，故次《泂酌》也。既有忠信，须求贤自辅，故次《卷阿》也。诗人之作，自有次第，故其卒章曰“矢诗不多，维以遂歌”，是也。小雅之次，以承文、武政平之后，继体之君，调阴阳，育万物。《由庚》，万物得由其道。《南有嘉鱼》，乐与贤也。《崇丘》，万物得极其高大也。《南山有台》，乐得贤者。《由仪》，万物之所生，各得其宜。此五篇乐与，万物得所，更相互见，明得贤所以养物也。既万物得宜，又能周及海外，故次《蓼萧》也。言万物得所，四海蒙泽，天下无事，可以饮燕诸侯，褒赐有功，故次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也。既见因飨燕而赐之，故先燕后赐也。既有功蒙赏，唯才是用，为天下之所歌乐，故次《菁菁者莪》也。其次如此，其作之时节则难明也。《生民》云“推后稷配天”，是周公制礼之时，则摄政六年后作也。《行苇》云“曾孙维主”，周公摄政之时，成王为孺子，养老之事，周公所为。《行苇》言成王为主，则在即政之后也。《既醉》告太平，《凫鹥》守成。周公摄政三年则致太平，既已太平，则有成功可守，作必在摄政三年之后，不可定指其时也。《假乐》嘉成王有显显令德，官人安民，则亦即政之后矣。《公刘》、《泂酌》、《卷阿》，同是召公之戒。《公刘》云“成王将莅政”，则歌在《行苇》、《假乐》之前也。《既醉》、《凫鹥》指论太平、守成，亦不废在《生民》之前也。大雅之作既有先后，则小雅亦当然也。小雅之中，皆无成王之言，又无即政之事，其作多在摄政之时，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为吴季札歌小雅，服虔云：“自《鹿鸣》至《菁菁者莪》，道文、武脩小政，定大乱，致太平，乐且有仪，是为正小雅。”皇甫谧亦云：“诗人歌武王之德，今小雅自《鱼丽》至《菁菁者莪》七篇是也。”则服虔与皇甫谧以小雅无成王之诗也。《左传》又曰：“为之歌大雅。”服虔云：“陈文王之德，武王之功。自《文王》以下至《凫鹥》是为正大雅。”则服虔又以《生民》、《行苇》、《既醉》、《凫鹥》为武王诗也。案武王伐纣，未几而崩，不得有天下太平、泽及四海之事。《蓼萧》、《既醉》之辈，皆言太平之事，安得为武王诗乎？即小雅皆武王之诗，《六月》之序何当废缺异文也？《生民》推后稷配天，《行苇》曾孙维主，《书传》配天皆谓周公之诗，曾孙皆斥成王，不得为武王诗矣。《华黍》、《由庚》本相连比，毛氏分序，致其篇端，使《华黍》就上，《由庚》退下，则毛意亦以《由庚》以下为成王之诗也。不然，亡诗六篇自可聚在一处，何须分之也？服虔之误，违诗之文，失毛之旨，故郑所以不然也。
传曰“文王基之，武王凿之，周公内之”，谓其道同，终始相成，比而合之，故大雅十八篇、小雅十六为正经。○正义曰：此传以作室为喻也。言周国之兴，警如为室，文王始造其基，武王凿其榱栋，周公内而架之，乃成为室。犹言文王受命，武王因之，得伐纣定天下，周公致太平，制礼作乐以成之，故《中候》曰：“昌受命，发行诛，旦弘道。”是其终始相成，故比合其诗，大雅十八篇，小雅十六篇，为正经。凡书非正经者，谓之传。未知此传在何书也。
其用於乐，国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，然而飨宾或上取，燕或下就。○正义曰：以诗者乐章，既说二雅为之正经，因言用乐之事。变者虽亦播於乐，或无筭之节所用，或随事类而歌，又在制礼之后，乐不常用，故郑於变雅下不言所用焉。知国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者，以《乡饮酒》云“乃合乐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”，则不言乡乐。《燕礼》云：“遂歌乡乐《周南·关雎》、《召南·鹊巢》。”燕诸侯之礼，谓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为乡乐。乡饮酒，大夫之礼，直云“合乐”。大夫称乡，得不以用之乡饮酒？是乡可知，故不云乡也。由此言之，则知风为乡乐矣。《左传》晋为穆叔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别歌之，大雅为一等，小雅为一等。风既定为乡乐，差次之而上，明小雅为诸侯之乐，大雅为天子之乐矣。且乡饮酒，乡大夫宾贤能之礼也。言宾用敌礼，是平等之事合己乐，而上歌小雅，为用诸侯乐。然则诸侯以小雅为己乐，而穆叔云“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”，歌则两君亦敌，明歌大雅为用天子乐。故知诸侯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矣。乡射之礼云：乃合乐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等。注云：不歌、不笙、不间，志在射，略於乐。不略合乐者，风，乡乐也，不可略其正。大射，诸侯之礼，所歌者，明亦诸侯之正乐也。其经曰“乃歌《鹿鸣》三终，乃下管《新宫》三终”，亦不笙、不间，又不言合，明亦略乐不略其正，是小雅为诸侯之乐，於是明矣。自然大雅为天子之乐可知。若然，小雅之为天子之政，所以诸侯得用之者，以诗本缘政而作，臣无庆赏威刑之政，故不得有诗。而诗为乐章，善恶所以为劝戒，尤美者可以为典法，故虽无诗者，今得进而用之，所以风化天下，故曰“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”，因其节文，使之有等。风为夫妇之道，生民之本，王政所重，欲天下遍化之，故风为乡乐。风本诸侯之诗，乡人所用，故诸侯进用小雅。诸侯既用小雅，自然天子用大雅矣。故《乡饮酒》、《燕礼》注云“乡乐者，风也。小雅为诸侯之乐，大雅、颂为天子之乐”，是也。彼注颂亦为天子之乐，此不言颂者，此因风与二雅为尊卑等级，以见其差降，故其言不及颂耳。国君以小雅，天子以大雅，举其正所当用者。然而至於飨宾或上取，燕或下就，天子不纯以大雅，诸侯不纯以小雅，故下郑分别说之。
何者？天子飨元侯，歌《肆夏》，合《文王》。诸侯歌《文王》，合《鹿鸣》。诸侯於邻国之君，与天子於诸侯同。○正义曰：郑既言有上取下就之义，因自问而释之，故云“何者”以发端也。知歌、合如此者，《左传》曰：“穆叔如晋，晋侯飨之，金奏《肆夏》之三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鸣》之三，三拜。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，对曰：‘《肆夏》，天子所以飨元侯也，使臣弗敢与闻。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也，使臣不敢及。《鹿鸣》，君所以嘉寡君也，敢不拜嘉？’”又《鲁语》曰：“金奏《肆夏》、《繁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飨元侯也。工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则两君相见之乐也。臣以为肄业及之，故不敢拜。今伶箫咏歌及《鹿鸣》之三，君之所以贶，使臣敢不拜贶！”由此二传论之，天子食元侯歌《肆夏》也，则非元侯者不得歌之。《肆夏》，颂之族类，颂下唯有大雅，故知於诸侯歌《文王》已。传文又言“《文王》，两君相见之乐”，是诸侯於邻国之君亦歌《文王》，与天子於诸侯同也。乡饮酒、燕礼合乐皆降於升歌，歌《鹿鸣》合乡乐，则知歌《文王》者当合《鹿鸣》，歌《肆夏》者当合《文王》也。故郑於此差约而知之。传言金奏《肆夏》，此云歌者，凡乐之初作，皆击金奏之。《春官·钟师》以钟鼓奏《九夏》，《论语》云：“始作翕如也。”郑云：“始作，谓金奏。”晋为穆叔发初歌《肆夏》，故云金奏也。言金奏者，始作乐必先击钟以奏之。《左传》曰：“歌钟二肆。”是歌必以金奏之，言金奏《肆夏》亦歌之。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因上有金奏之文，不须复云金奏，故直云歌。其实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亦金奏，《肆夏》亦工歌，互言之，故知歌《肆夏》也。此歌在堂上，故《郊特牲》曰：“歌者在上，贵人声也。”其合乐则在堂下。故《仪礼》注云：“合乐，谓歌乐与众声俱作。”明在堂下众声也。由在堂下轻，故降升歌一等。元侯者，元，长也，谓诸侯之长。杜预云：“元侯，牧伯也。”牧伯与上公，则为大国，故《仪礼》注云：天子与大国之君燕，升歌颂，合大雅。以《肆夏》，颂之族类，故以颂言之。牧伯为元侯，则其馀侯伯为次国，子男为小国，非元侯也，故总谓之诸侯，故用乐与两君相见之乐同。《仪礼》注云：“两君相见，歌大雅，合小雅。天子与次国、小国之君燕亦如之。”於次国与小国，与此诸侯同也。此先陈天子於诸侯，以诸侯於邻国亦如之。彼据传之正文先言两君相见，以天子於次国、小国亦如之，故与此倒也。天子於诸侯，总次国、小国为一等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文同，则亦总次国、小国为一等。则次国相於，小国於次国、於小国，皆是诸侯於邻国之君，同歌《文王》，合《鹿鸣》也。《仲尼燕居》云：“大飨有四焉。两君相见，升歌《清庙》，下管《象》。”彼两君元侯相於法也。天子於元侯，与诸侯不同，则元侯相於，与诸侯亦异也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同，则元侯相于，亦与天子於元侯同，不歌《肆夏》，避天子也。以此明之，则言诸侯於邻国之君，无元侯，可知也。其元侯於次国、小国，亦当与诸侯於邻国同也。天子以大雅，而飨元侯歌《肆夏》；国君以小雅，於邻国歌《文王》，是飨宾或上取也。
天子、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皆歌《鹿鸣》合乡乐。○正义曰：燕礼者，诸侯燕其群臣及聘问之宾之礼也。经曰“若与四方之宾燕”，言若以辨异，则以燕已群臣为文，而兼四方之宾也，其礼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也。诸侯以小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而合乡乐；天子以大雅取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歌小雅，合乡乐，是皆为下就也。推此，则天子於诸侯合《鹿鸣》，亦在下就之中矣。若然，前云“飨宾或上取”，上既言天子飨元侯，歌《肆夏》，於元侯飨则下之。诸侯於邻国之君，与天子於诸侯同歌《文王》者，皆谓飨矣。飨宾当上取，而言有下就者，以飨宾之中，天子於元侯歌《肆夏》，诸侯相於歌《文王》，皆为上取。据多言之，故郑属上取於飨。其实飨中以兼下就，合《鹿鸣》是也。言或上取者，天子於元侯合《文王》，於诸侯歌《文王》；诸侯於邻国合《鹿鸣》，皆是己乐，非上取，故言“或”，见其不尽上取也。言燕或下就者，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歌《鹿鸣》，是已乐，非下就，故亦言“或”。案《仪礼》注云“颂为天子之乐”，则天子自当用颂矣，而谓飨元侯为天子上取者，诗为乐，王者尽用之，但郑从风为乡乐以上差之，使大雅为天子之乐耳，故不得不以《肆夏》为上取也。此郑直以差等为说耳，不可以已所得用则为已乐也。何者？元侯相飨歌颂，与天子於元侯同。诸侯相於，与天子於诸侯同；诸侯燕群臣及聘问之宾，又与天子燕群臣及聘问之宾同，则风、雅、颂皆为诸侯所用矣，岂得皆谓之为诸侯之乐乎？明郑以等差言之可知矣。既以等差定之，使天子定用大雅，诸侯定用小雅，非此者，皆谓之上取、下就。《仪礼》之注尽论《诗》为乐章之意，既以风为乡乐，小雅为诸侯之乐，而大雅之后仍有颂在，故因言大雅、颂为天子之乐。欲明雅、颂尽为乐章，所以与此异也。必知天子亦有上取者，以此《谱》文先定言国君、天子之用乐，即云有上取、下就之事，明上取、下就亦宜同矣。《燕礼》注云：“合乡乐者，礼轻者逮下。”诸侯燕臣子合乡乐为下就，明天子於诸侯合《鹿鸣》者亦是下就也。诸侯於邻国之君歌大雅为上取，则知天子於元侯歌《肆夏》亦上取也。若然，天子、诸侯皆有上取、下就，自由尊用之差。而云飨或上取，燕或下就，似上取、下就以飨、燕为别者，以穆叔曰：“《肆夏》，天子所以飨元侯。”《礼记》曰“大飨有四”，为两君相见之礼。《仪礼·燕礼》是诸侯燕群臣、宾客之礼，因此成文，故天子、诸侯於国君皆云飨，於臣皆云燕，所以见尊卑之礼异。臣与国君别其等，使上取以飨为文，其实国君与臣飨、燕皆有。何者？《周礼·掌客职》曰：“上公三飨三燕。”是天子於诸侯飨、燕俱有也。《鹿鸣》，天子小雅，而序曰“燕群臣嘉宾也。既饮食之”，笺云“饮之而有币酬，即飨所用”。是天子於群臣飨、燕皆有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晋侯使士会平王室，定王飨之。”又曰：“晋士文伯如周，王与文伯燕。”是天子於聘问之宾，飨、燕俱有也。《秋官·司仪职》曰：“凡诸公相为宾，致飨食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公与晋侯燕於河上。”是诸侯相於，飨、燕俱有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穆叔如晋，晋侯飨之。”《聘礼》曰：“公於宾再飨一燕。”是诸侯於聘问之宾，飨、燕俱有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季文子如宋致女，复命，公飨之。”《燕礼》“燕已之臣子”。是诸侯自於群臣，飨、燕俱有也。国君与臣并有飨、燕，而郑异其文，见尊卑之礼殊，为上取、下就之例耳。此因尊卑异其文，则其用乐也，由尊卑为差，不由飨、燕为异。此飨、燕之文互见耳，则飨、燕用乐同也。且燕礼燕邻国聘问之宾歌《鹿鸣》，晋侯飨穆叔歌《鹿鸣》之三，三拜，是其用乐同文也，故《仪礼》注引穆叔之辞乃云：“然则诸侯相与燕，升歌大雅，合小雅。天子与次国、小国之君燕亦如之。与大国之君燕，升歌颂，合大雅。”所言用乐，与此飨同。是天子、诸侯於国君飨、燕同乐之事也。若然，用乐自以尊卑为差等，不由事有轻重而升降。《乡饮酒》、《燕礼》并注云：“乡饮酒升歌小雅，礼盛者可以进取。燕合乡乐，礼轻者可以逮下。”似为礼有轻重，故上取、下就。与此不同者，彼以燕礼，诸侯之礼，乡饮酒，大夫之礼，工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，故郑解其尊卑不同，用乐得同之意，因言由礼盛可以进取，礼轻可以逮下，所以用乐得同。彼言解燕礼与乡饮酒礼异乐同之意，其实不由飨、燕有轻重也。此用乐之差，谓升歌、合乐为例。其舞，则《燕礼》云“若舞则《酌》”，是诸侯於臣得用颂，与此异也。又《郊特牲》曰：“大夫之奏《肆夏》，自赵文子始。”注云：“僣诸侯。”明诸侯得奏《肆夏》。故《郊特牲》又曰：“宾入门而奏《肆夏》，示易以敬。”注云：“宾，朝聘者也。”又《大射》、《燕礼》纳宾皆云“及庭，奏《肆夏》”，及《周礼》注杜子春云“宾来奏《纳夏》”之等，皆谓宾始入及庭，未行礼之时，与升歌、合乐别也。
此其著略，大校见在书籍。礼乐崩坏，不可得详。○正义曰：飨、燕用乐，皆推《礼》、传而知。事不详悉，是其著明质略，其大校见在於书籍也。其馀笙、间、管、舞之诗，无以言焉，由礼乐崩坏，不可得详审也。故《仪礼》注“天子约诸侯於国君燕用乐”之下云“其笙、间之篇未详闻”，是也。案《乡饮酒》及《燕礼》升歌小雅，其笙、间之篇亦小雅，则此笙、间之篇宜与所用升歌同。而云未详闻者，以其虽知同在小雅、大雅，仍不知是何篇，故曰“笙、间之篇未得详闻”也。
大雅《民劳》、小雅《六月》之后，皆谓之变雅，美恶各以其时，亦显善惩过，正之次也。○正义曰：《民劳》、《六月》之后，其诗皆王道衰乃作，非制礼所用，故谓之变雅也。其诗兼有美刺，皆当其时，善者美之，恶者刺之，故云“美恶各以其时”也。又以正诗录善事，所以垂法后代。变既美恶不纯，亦兼采之者，为善则显之，令自强不息；为恶则刺之，使惩恶而不为，亦足以劝戒，是正经之次，故录之也。大雅言《民劳》，小雅言《六月》之后，则大雅尽《召旻》，小雅尽《何草不黄》，皆为变也。其中则有厉、宣、幽三王之诗，皆当王，号谥自显；唯厉王，小雅谥号不明，故郑於下别论之。如是，则大雅《民劳》至《桑柔》五篇，序皆云厉王。通小雅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四篇，皆厉王时诗也。又大雅《云汉》至《常武》六篇，小雅自《六月》尽《无羊》十四篇，序皆言宣王，则宣王诗也。又大雅《瞻卬》、《召旻》二篇，序言幽王；小雅自《节南山》下尽《何草不黄》，去《十月之交》等四篇，馀四十篇，唯《何人斯》、《大东》、《无将大车》、《小明》、《都人士》、《绵蛮》六篇不言幽王，在幽王诗中，皆幽王诗也。《本纪》曰：“厉王即位三十年，好利，近荣夷公。大夫芮良夫谏厉王，不听，卒以荣公为卿士，使用事焉。王行暴虐，国人谤王。召公谏曰：‘民不堪命。’王怒，得卫巫，使监谤者，以告则杀之。三十四年，王益严虐，国人不敢言，道路以目。王告召公曰：‘吾能弭谤矣。’召公又谏，不听。於是国人不敢出言，三年，乃相与叛，袭厉王。厉王出奔于彘。周、召二相行政，号曰‘共和’。十四年，厉王崩於彘。”如迁此言，厉王积恶有渐，三十年而甚，三十四年益虐，又三年而出奔，三十七年乃流彘也。《板》曰：“善人载尸。”笺云：“厉王虐而弭谤。”《荡》笺云“厉王弭谤，穆公不敢斥言王之恶”，则流彘前事也。《桑柔》，芮良夫所作，云“贪人败类”，则与所谏云“荣夷公专利”事，同三十年后事。《雨无正》云“周宗既灭，靡所止戾”，则是流彘之后。此其可验者也。《楚语》云“卫武公九十五矣，作《懿》以自儆。”韦昭云：“《懿》，今《抑》诗。”则作在平王之时。然检《抑》诗，经皆指刺王荒耽，仍未失政，又言“哲人之愚，亦维斯戾”，则其事在流彘之前，弭谤时也。韦昭之言，未必可信也。《民劳》，召穆公谏王，令息京师之民；《十月之交》，言后党专权，有权可专，有民可役，则事在流彘前也。《小旻》，戒王无沦胥以败；《小宛》，诲王无忝尔所生，皆教王为善以导民，其事亦在流彘前矣。则厉王小雅《雨无正》一篇，事在大雅之后，其馀不可详矣。厉王大雅，事类大同，所次之意，盖以王者所以牧民，今反劳苦，故先《民劳》。民之所以劳者，由王政反常，纲纪废缺，故次《板》、《荡》，王恶甚焉。而《抑》刺王之荒耽，《桑柔》责贪人败善，皆为恶之次，故又次焉。小雅《十月之交》，以谴自上天，小人专恣，恶莫甚焉，故以为先。由恶之甚，致覆灭宗周，无所安定，故次《雨无正》也。《小旻》刺王谋之不臧，《小宛》伤天命之将去，论怨嗟小，故为次焉。《小旻》笺云：“所刺列於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为小，故曰《小旻》。”此郑解篇次之意也。前检《小宛》，谓事在《雨无正》之先，今而处流彘之后者，以《诗》之大体，虽事有在先，或作在后，故大雅文、武之诗多在成王时作。论功颂德之诗可列於后，追述其美，则刺过讥失之篇，亦后世尚刺其恶。《本纪》又曰：“宣王即位，二相辅之，修政，法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风，诸侯复归宗周。三十九年，战于千亩，王师败绩於羌氏之戎。四十六年，宣王崩。”如迁此言，则宣王自三十九年以前无他过恶，唯败於千亩为始衰耳。而小雅有箴规诲刺，其事有渐矣，则王衰亦有渐矣。皇甫谧云：“三十年伐鲁，诸侯从此而不睦。”盖周衰自此而渐也。大局宣王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，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之后。王德渐衰，亦容美刺并作，不可以限断也。其大雅六篇，小雅自《六月》至《鸿雁》及《斯干》、《无羊》七篇，皆宣王德盛时作。其事多在初年，以王承衰乱之弊，百事草创，任贤使能，征伐安集，初则当然，亦不可定其年月也。自《庭燎》尽《我行其野》，是王德衰乃作，多在三十九年之后。而三十九年以前，诸侯不睦，各不朝宗，《沔水》之等，或亦作也。而三十九年之后，则王政大衰，刺诗为常，故宜多也。《祈父》传曰：“宣王之末，司马职废，羌戎为败。”推此，则其馀亦多败后事也。其诗之次，大雅以宣王承乱，遇灾而惧，忧民之本，故先《云汉》也。王既忧百姓，天下复平，五岳生佐，故次《嵩高》也。神生贤哲，王能任用，又锡命之，故次《烝民》、《韩弈》也。既能锡命，贤哲任用，其力可以征讨不服，以立武事，故次《江汉》、《常武》也。此则先忧百姓，次用臣以征伐为后。而小雅与之反，以蛮荆玁狁南北交侵，急须出兵，以匡中国，故先《六月》、《采芑》也。虽俱征伐，以《六月》见侵之急又先。《采芑》以夷狄既平，当修车甲，大会诸侯，因蒐狩，故次。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以田猎征伐之类，故使次焉。以田猎选车徒会诸侯，又盛於从禽接下，故又使《车攻》先《吉日》也。是以《车攻序》曰：“宣王能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复文武之境土，修车马，备器械，复会诸侯於东都。”言非徒外攘夷狄，又复会诸侯於东都，是序此篇之意也。既言征伐事终，外无兵寇，可以安集万民，故次《鸿雁》也。然宣王承衰乱之后，民先逃散，岂得不早安集，而待田猎之暇也？明初即安集之，得其力用，乃平四方耳。诗不以事之先后为次也。宣王，中兴贤君，末而德衰，衰有其渐，故次《庭燎》，美其能勤，因以箴之。箴之不改则规正之，规而不变则教诲之，诲而不从则刺责之，故次《沔水》、《鹤鸣》、《祈父》也。以为王恶渐大，故责正稍深，此《沔水》、《鹤鸣》其作不必在《祈父》之前，但次之以见其渐耳。王既废其官，则贤人逃去，故次《白驹》也。贤人既去，则知礼教不行，则室家相弃，故次《黄鸟》、《我行其野》也。宣王，中兴之君，不能终始皆善，录者虽兼恶以示戒劝，亦贵成人之美，故终以《斯干》考室，《无羊》考牧。若言终始之善，见仁者之过亦不甚也。《斯干》说造立宫室寝庙，生男女，明其始时之事。《无羊》类之，当为同时可知。今反在箴刺之下，见宣王终始之善明矣。《本纪》又曰：“幽王三年，嬖褒姒。生子伯服。竟废后及子，而以褒姒为后，伯服为太子。国人皆怨。故申侯与缯、西夷犬戎共攻幽王。杀王丽山之下。”迁止言竟废后，去太子，不言废去之年月。皇甫谧云：“三年，褒人以褒姒自赎时，即与虢石父比而谮申后、太子，尹氏及祭公导王为非。八年，竟以石父之谮废申后，逐太子。九年，王废高明而近谗慝，使虢公专任於外，褒姒固宠於内，王室始骚。”谧言与迁事相终始，则幽王之恶，自三年之后为渐，八年、九年则其极，故《郑语》云：“九年，王室始骚。十一年而被杀也。”幽王大雅《瞻卬》曰“哲妇倾城”，褒姒乱政之事也。《召旻》云“蹙国百里”，王道衰弱之极也。序皆云“大坏”，当在八年之后也。《正月》云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”；《车舝序》云“褒姒嫉妒”；《小弁》言太子之放逐；《白华》言申后之废黜；《鱼藻》笺云“幽王惑於褒姒，万物失其性”，此五篇经、注皆有惑褒姒、黜申后之事，则多在八年之后也。其馀则无文可明，大局是恶盛之时，八年之后者，盖多矣。大雅之次，先《瞻卬》，后《召旻》者，武王数纣之罪云：“牝鸡之晨，惟家之索。”而《瞻卬》疾“妇有长舌，维厉之阶”，故处先也。王妇言是用，政事荒乱，致朝无贤臣，土境日蹙，故《召旻》以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。其小雅《节南山》以下，至《何草不黄》，其次篇之义，盖以类相聚，故《楚茨》、《信南山》、《甫田》、《大田》皆陈古以刺今。其馀次义，既无明文，不可臆说。此三王变雅，善者不纯为大雅，恶者不纯为小雅，则雅诗自有体之大小，不在於善恶多少也。《关雎序》曰：“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”此为随政善恶，为美刺之形容以正物也。所正之形容有小大，所以为二雅矣。故上以盛隆为大雅，政治为小雅，是其形容各有区域，而善者之体，大略既殊，恶者之中，非无别矣。详观其叹美，审察其讥刺，大雅则宏远而疏朗，弘大体以明责；小雅则躁急而局促，多忧伤而怨诽。司马迁以良史之才，所坐非罪，及其刊述坟典，辞多慷慨。班固曰：“迹其所以自伤悼，小雅《巷伯》之伦也。夫唯大雅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，难矣哉！”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国风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诽而不乱。”是古之道又以二雅为异区也。幽王小雅四十四，而大雅惟二，自大体者少也。厉王大雅有五，而小雅惟四，自小体者少。是小大不相由也。推此而论，则二雅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宜，作者之初，自定其体，作既有体，唯达者识之，则容得有小雅无大雅，有大雅无小雅者矣。诸儒以厉王无小雅，准此故也。但文、武、成王，正经也；厉、宣、幽王，变雅也，小大之体，时俱有作，故采者并存，以示二体本自小大异区，非徒以意中分也。或说变雅，美诗则政大入大雅，政小入小雅；刺诗则恶大入小雅，恶小入大雅。考之经文，殊无其验。何则？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，正责厉王，谋犹回遹，不用善道，其恶固小。於《板》云“下民卒瘅，善人载尸”；《荡》云“敛怨以为德”，纲纪之大坏也；《瞻卬》云乱生妇人，“罪罟不收”；《召旻》云“实靖夷我邦，日蹙国百里”，其恶固当大於鼓锺作乐，不与德比。《采绿》，妇人思夫，“怨旷”也。又宣王安集天下之民，征御四夷之寇，其功岂徒比於封一元舅之申伯，赐一朝觐之韩侯哉！此类多矣，略举一二，足明不以善恶之大小矣。
问者曰：“《常棣》闵管、蔡之失道，何故列於文王之诗？”曰：“闵之闵之者，闵其失兄弟相承顺之道，至於被诛。若在成王、周公之诗，则是彰其罪，非闵之，故为隐。推而上之，因文王有亲兄弟之义。”○正义曰：此郑自问而释之也。周公虽内伤管、蔡之不睦，而作亲兄弟之诗，外若自然须亲，不欲显管、蔡之有罪。缘周公此志，有隐忍之情，若在成王诗中，则学者之知由管、蔡而作，是彰明其罪，非为闵之。由此故为隐，推进而上之文王之诗，因以见文王有亲兄弟之义也。若云文王能亲兄弟，与之燕饮，而作此诗，似本不由於管、蔡然也。周公圣人，大义灭亲，言为隐者，亦因此以示圣人之法。何者？以管、蔡之罪，不得不诛，逼於大义而诛之耳。以同气之亲，实怀闵伤，由此而为之隐也。而序云“闵管、蔡之失道”者，以其周公之情，欲为之隐，故编次者进而上之，是以隐其事。序者叙其作之所由，不得不言也。武王之诗，又无论燕之事，若《常棣》间之，则上下非类。而文王之诗，上有《鹿鸣》燕群臣，下有《伐木》燕朋友，故旧厕於其间，与之为类，因以为文王燕兄弟之诗。言文王有亲兄弟之义，以为乐歌，非谓文王独能亲兄弟，其馀圣人不能也。如此《谱》说，则郑定以《常棣》之作，在武王既崩，为周公、成王时作。王肃亦以为然。故《鱼丽序》下王传曰《常棣》之作，在武王既崩，周公诛管、蔡之后，而在文、武治内之篇，何也？夫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”，此文王之行也。闵管、蔡之失道，陈兄弟之恩义，故内之於文、武之正雅，以成燕群臣、燕兄弟、燕朋友之乐歌焉，是与郑同也。《郑志》之说则异於此者，答赵商云：“於文、武时，兄弟失道，有不和协之意，故作诗以感切之。至成王之时，二叔流言作乱，罪乃当诛，悔将何及，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作。”赵商据《鱼丽》之序而发问，则於时郑未为《谱》，故说不定也。言未可定此篇为成王时，则意欲从之而未决。后为此《谱》，则决定其说为成王时也。
又问曰：“小雅之臣何以独无刺厉王？”曰：“有焉。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无正》、《小旻》、《小宛》之诗是也。汉兴之初，师移其第耳。○正义曰：诗皆臣下所作，故云小雅之臣也。知汉兴始移者，若孔子所移，当显而示义，不应改厉为幽。此既厉王之诗，录而序焉，而处不依次，明为序之后乃移之，故云“汉兴之初”也。《十月之交》笺云：“《诂训传》时移其篇第，因改之耳。”则所云师者，即毛公也。自孔子以至汉兴，传《诗》者众矣。独言毛公移之者，以其毛公之前，未有篇句诂训，无缘辄得移改也。毛既作《诂训》，刊定先后，事必由之，故独云毛公也。师所以然者，《六月》之诗自说多陈小雅正经废缺之事，而下句言“小雅尽废，则四夷交侵，中国微矣”，则谓《六月》者，“宣王北伐”之诗，当承《菁菁者莪》后，故下此四篇，使次《正月》之诗也。乱甚焉。既移文，改其目，义顺上下，刺幽王亦过矣。”○正义曰：言乱甚者，谓《正月》幽王之时，祸乱甚极，其四篇诗亦厉王乱恶，故次《正月》之下，以恶相从也。言刺幽王亦过矣者，谓寄四篇於幽王诗中，又改厉为幽，有言幽王亦有厉王过恶故也。《六月》之序所以多陈正经废缺者，以圣贤垂法，因事寄意，厉王暴虐，倾覆宗周，废先王之典刑，致四夷之侵削。今宣王起衰乱，讨四夷，序者意其然，所以详其事。若云厉王废小雅之道，以致交侵；宣王修小雅之道，以兴中国，见用舍存於政，兴废存於人也。若然，序者示法，其意深矣。毛公必移之者，以宣王征伐四夷，兴复小雅，而不继小雅正经之后，颇为不次，故移之，见小雅废而更兴，中国衰而复盛，亦大儒所以示法也。据此《六月》之序，若其上本无厉王四篇之诗，则《六月》自承正经之美，无为陈其废缺矣。明於其中蹑衰乱之王故也，是以郑於《十月之交》笺检而属焉。
《鹿鸣之什》。○正义曰：《周礼·小司徒职》云：“五人为伍。”五人谓之伍，则十人谓之什也，故《左传》曰：“以什共车必克。”然则什五者，部别聚居之名。风及商、鲁颂以当国为别，诗少可以同卷。而雅、颂篇数既多，不可混并，故分其积篇，每十为卷，即以卷首之篇为什长，卷中之篇皆统焉。言《鹿鸣》至《鱼丽》凡十篇，其总名之，是《鹿鸣之什》者，宛辞言《四牡》之篇等，皆《鹿鸣之什》中也，故《乐师》注云：“彻者歌《雍》，《雍》在《周颂·臣工之什》。”言《雍篇》在《臣工之什》中。是卷首之篇为什长，以统馀篇之目也。《南陔》下笺云：“毛公推改什首，遂通耳。此下非孔子之旧。”则什首之目，孔子所定也。以孔子论《诗》，雅、颂各得其所，明於时有所刊定，篇卷之目，是孔子可知，故郑云“以下非孔子之旧”，则以上是孔子旧矣。知以非者，以《南陔》等六篇，子夏为序，当孔子之时未亡，宜次在什中。今亡诗之下，乃云“有其义而亡其辞，置之什外，不在数中”，明非孔子之旧矣。本《十月之交》等四篇，在《六月》之上，则孔子什首《南陔》，复为第二，《彤弓》为第三，《鸿雁》为第四，《节南山》为第五，《北山》为第六，《桑扈》为第七，《都人士》为第八，以下适十篇，通及大雅与颂，皆其旧也。《荡》及《闵予小子》皆十一篇者，以本取十篇为卷，一篇不足为别首，故附於下卷之末，亦归馀於终之义。毛公推改什首，《鱼藻》十四篇亦同为卷，取法於大雅与颂也。若然，则《鸿雁之什》乃仍孔子之旧。言非者，以毛公阙其亡者，以见在为数，志在推改。而《鸿雁》偶与旧合，非毛意，故存之也。必知今之什首，毛公推改者，以毛公前世大儒，自作《诂训》，篇端之序，毛所分置，《十月之交》，毛所移第，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。言以下非孔子之旧，则似之什始自孔子所为，然孔子以前，诗篇之数更多於今，古者无纸，皆用简札，必不可数十之篇共为一卷，明亦分别可知。既分为卷，固当以十为别巳有之什也。但孔子论诗，省去烦重，更以在者为什，故云“孔子之旧”，不必孔子以前无之什也。为此之什者，以其篇数积多，故分每十为卷，则不满十者，无之什矣。今鲁颂四篇，商颂五篇，皆不满十，无之什也。或有者，承此雅、颂之什之后而误耳。何者？商、鲁非周，诗犹国风之类，以国为别，假令过十以上，亦不合分，况不满十篇，明无所用於之什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