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郑玄注，唐贾公彦疏。玄有《易注》，已著录。公彦，州永年人，永徽中，官至太学博士，事迹具《旧唐书·儒学传》。《周礼》一书，上自河间献王，於诸经之中，其出最晚。其真伪亦纷如聚讼，不可缕举。惟《横渠语录》曰：“《周礼》是的当之书，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。”郑樵《通志》引孙处之言曰：“周公居摄六年之後，书成归丰，而实未尝行。盖周公之为《周礼》，亦犹唐之显庆、开元礼，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，其实未尝行也。惟其未经行，故仅述大略，俟其临事而损益之。故建都之制，不与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合；封国之制，不与《武成》、《孟子》合；设官之制，不与《周官》合；九畿之制，不与《禹贡》合”云云。（案此条所云，惟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孟子》显相舛异，至《禹贡》乃唐虞之制，《武成》、《周官》乃梅赜《古文尚书》，《王制》乃汉文帝博士所追述，皆不足以为难，其说盖离合参半。）其说差为近之，然亦未尽也。夫《周礼》作於周初，而周事之可考者，不过《春秋》以後；其东迁以前三百馀年，官制之沿革，政典之损益，除旧布新，不知凡几。其初去成、康未远，不过因其旧章，稍为改易；而改易之人，不皆周公也。於是以後世之法窜入之，其书遂杂。其後去之愈远，时移势变，不可行者渐多，其书遂废。此亦如後世律令条格，率数十年而一，则必有所附益。特世近者可考，年远者无徵，其增删之迹，遂靡所稽，统以为周公之旧耳。迨乎法制既更，简编犹在，好古者留为文献，故其书阅久而仍存。此又如《开元六典》、《政和五礼》，在当代已不行用，而今日尚有传本，不足异也。使其作伪，何不全伪六官，而必阙其一，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！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，借真者以实其赝，《古文尚书》是也。刘歆宗《左传》，而《左传》所云礼经，皆不见於《周礼》。《仪礼》十七篇，皆在《七略》所载古经七十篇中；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。而《仪礼·聘礼》宾行饔饩之物，禾米刍薪之数，笾豆簋之实，壶鼎瓮之列，与《掌客》之文不同。又《大射礼》天子诸侯侯数侯制，与《司射》之文不同。《礼记·杂记》载子男执圭，与《典瑞》之文不同。《礼器》天子诸侯席数，与《司几筵》之文不同。如斯之类，与二《礼》多相矛盾。歆果赝周公为此书，又何难牵就其文，使与经传相合，以相证验，而必留此异同，以启後人之攻击？然则《周礼》一书，不尽原文，而非出依托，可概睹矣。《考工记》称郑之刀，又称秦无庐，郑封於宣王时，秦封於孝王时，其非周公之旧典，已无疑义。《南齐书》称文惠太子镇雍州，有盗发楚王冢，获竹简书，青丝编简，广数分，长二尺有奇，得十馀简，以示王僧虔，僧虔曰：“是科斗书《考工记》。”则其为秦以前书，亦灼然可知。虽不足以当《冬官》，然百工为九经之一，共工为九官之一，先王原以制器为大事，存之尚稍见古制。俞庭椿以下，纷纷割裂五官，均无知妄作耳。郑《注》，《隋志》作十二卷，贾《疏》文繁，乃析为五十卷，新旧《唐·志》并同。今本四十二卷，不知何人所并。玄於三《礼》之学，本为专门，故所释特精。惟好引纬书，是其一短。欧阳集有《请校正五经札子》，欲删削其书。然纬书不尽可据，亦非尽不可据，在审别其是非而已，不必窜易古书也。又好改经字，亦其一失。然所注但曰“当作某”耳，尚不似北宋以後连篇累牍，动称错简，则亦不必苛责於玄矣。公彦之《疏》，亦极博核，足以发挥郑学。《朱子语录》称五经疏中，《周礼疏》最好。盖宋儒惟朱子深於礼，故能知郑、贾之善云。
◎《周礼》正义序
（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等奉敕撰）
夫天育蒸民，无主则乱；立君治乱，事资贤辅。但天皇地皇之日，无事安民。降自燧皇，方有臣矣。是以《易·通卦验》云：“天地成位，君臣道生。君有五期，辅有三名。”注云：“三名，公、卿、大夫。”又云：“燧皇始出，握机矩表计，置其刻日苍牙，通灵昌之成，孔演命，明道经。”注云：“拒燧皇，谓人皇，在伏羲前，风姓，始王天下者。”《丁菲：“所谓人皇九头，兄弟九人，别长九州者也。”是政教君臣，起自人皇之世，至伏羲因之。故《文耀钩》云：“伏羲作《易》名官者也。”又案《论语撰考》云：“黄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。”伏羲已前，虽有三名，未必具立官位，至黄帝名位乃具。是以《春秋纬·命历序》云：“有九头纪，时有臣，无官位尊卑之别。”燧皇、伏羲既有官，则其间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，但无文字以知其官号也。案《左传》昭十七年云：“秋，郯子来朝，公与之宴，昭子问焉，曰：少氏鸟名官，何故也？”杜氏注云：“少金天氏，黄帝之子，已姓之祖也。”“郯子曰：“吾祖也，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。”注云：“黄帝轩辕氏，姬姓之祖也。黄帝受命有云瑞，故以云纪事，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，缙云氏盖其一官也。”“炎帝氏以火纪，故为火师而火名。”注云：“炎帝神农氏，姜姓之祖也。亦有火瑞，以火纪事名百官也。”“共工氏以水纪，故为水师而水名。”注云：“共工以诸侯霸有九州者，在神农前，大後，亦受水瑞，以水名官也。”“大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。”注云：“大伏羲氏，风姓之祖也。有龙瑞，故以龙命官也。”“我高祖少挚之立也，凤鸟至，故纪於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”又云“凤鸟氏历正”之类，又以五鸟、五鸠、九扈、五雉并为官长，亦皆有属官，但无文以言之。若然，则自上以来，所云官者，皆是官长，故皆云师以目之。又云：“自颛顼以来，不能纪远，乃纪於近。”是以少以前，天下之号象其德，百官之号象其徵；颛顼以来，天下之号因其地，百官之号因其事，事即司徒、司马之类是也。若然，前少氏言祝鸠氏为司徒者，本名祝鸠，言司徒者，以後代官况之。自少以上，官数略如上说，颛顼及尧官数虽无明说，可略而言之矣。案昭二十九年，魏献子曰：“社稷五祀，谁氏之五官？”蔡墨对曰：“少氏有四叔，曰重、曰该、曰、曰熙，实能金、木及水。使重为句芒，该为蓐收，及熙为玄冥，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，此其三祀也。”注云：“穷桑，帝少之号也。”“颛顼氏有子曰犁，为祝融；共工氏有子曰句龙，为后土：此其二祀也。后土为社。稷，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，为稷，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为稷，自商以来祀之。”故《外传》犁为高辛氏之火正，此皆颛顼时之官也。案《郑语》云：“重、犁为高辛氏火正。”故《尧典》注：“高辛氏之世，命重为南正，司天；犁为火正，司地。”以高辛与颛顼相继无隔，故重、犁事颛顼，又事高辛，若稷、契与禹事尧又事舜。是以昭十七年服注“颛顼”之下云：“春官为木正，夏官为火正，秋官为金正，冬官为水正，中官为土正。”高辛氏因之，故《传》云“遂济穷桑”，穷桑，颛顼所居，是度颛顼至高辛也。若然，高辛时之官，唯有重、犁及春之木正之等，不见更有馀官也。至於尧舜，官号稍改。《楚语》云“尧复育重、犁之後”，重、犁之後，即羲、和也。是以《尧典》云“乃命羲和”，注云：“高辛之世，命重为南正，司天；犁为火正，司地。尧育重、犁之後羲氏、和氏之子，贤者使掌旧职。天地之官，亦纪於近，命以民事，其时官名盖曰稷、司徒。”是天官，稷也；地官，司徒也。又云“分命羲仲”、“申命羲叔”、“分命和仲”、“申命和叔”，使分主四方。注：“仲、叔亦羲、和之子，尧既分阴阳四时，又命四子为之官。掌四时者，字曰仲叔；则掌天地者，其曰伯乎？是有六官。”案下“兜曰共工”，注：“共工，水官也。”至下舜求百揆，禹让稷、契暨咎繇，帝曰：“弃，黎民阻饥，汝后稷播时百。”注：“稷，弃也。初，尧天官为稷。”又云“帝曰契，百姓不亲，汝作司徒”，又云“帝曰咎繇，汝作士”。此三官是尧时事，舜因禹让，述其前功。下文云“舜命伯夷为秩宗”，舜时官也。以先後参之，唯无夏官之名。以馀官约之，《夏传》云司马在前，又後代况之，则羲叔为夏官，是司马也。故分命仲叔，注云官名，盖春为秩宗，夏为司马，秋为士，冬为共工，通稷与司徒，是六官之名见也。郑玄分阴阳为四时者，非谓时无四时官，始分阴阳为四时，但分高辛时重、黎之天地官，使兼主四时耳。而云仲叔，故云：“掌天地者其曰伯乎”。若然，《尧典》云伯禹作司空，四时官不数之者，郑云：“初，尧冬官为共工。舜举禹治水，尧知其有圣德，必成功，故改命司空，以官名宠异之，非常官也。”至禹登百揆之任，舍司空之职，为共工与虞，故曰“垂作共工，益作朕虞”是也。案《尧典》又云“帝曰畴咨，若时登庸”，郑注云：“尧末时，羲、和之子皆死，庶绩多阙而官废。当此之时，兜、共工更相荐举。”下又云“帝曰四岳，汤汤洪水，有能俾”，郑云：“四岳，四时之官，主四岳之事。”始羲、和之时，主四岳者，谓之四伯。至其死，分岳事置八伯，皆王官。其八伯，唯兜、共工、放齐、<骨玄>四人而已，其馀四人，无文可知。案《周官》云：“唐虞稽古，建官惟百。内有百揆、四岳。”则四岳之外，更有百揆之官者。但尧初天官为稷，至尧试舜天官之任，谓之百揆。舜即真之後，命禹为之，即天官也。案《尚书传》云“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”，注云：“舜格文祖之年，尧始以羲、和为六卿，春夏秋冬者，并掌方岳之事，是为四岳，出则为伯。其後稍死，兜、共工求代，乃置八伯。”元祀者，除尧丧、舜即真之年。九州言八伯者，据畿外八州。郑云“畿内不置伯，乡遂之吏主之”。案《明堂位》云：“有虞氏官五十，夏后氏官百，殷二百，周三百。”郑注云：“有虞氏官盖六十，夏百二十，殷二百四十，周三百六十，不得如此记也。”《昏义》云：“三公，九卿，二十七大夫，八十一元士。”郑云盖夏制依此差限，故不从记文。但虞官六十，唐则未闻。尧舜道同，或皆六十，并属官言之，则皆有百。故成王《周官》云“唐虞建官惟百”也。若然，自高阳已前，官名略言於上，至於帝喾官号，略依高阳，不可具悉。其唐虞之官，惟四岳、百揆与六卿，又《尧典》有典乐、纳言之职，至於馀官，未闻其号。夏官百有二十，公、卿、大夫、元士具列其数。殷官二百四十，虽未具显，案《下曲礼》云六大、五官、六府、六工之等，郑皆云“殷法”，至於属官之号，亦蔑云焉。案《昏义》云三公九卿者，六卿并三孤而言九，其三公又下兼六卿，故《书传》云司徒公、司马公、司空公各兼二卿。案《顾命》太保领冢宰，毕公领司马，毛公领司空，别有芮伯为司徒，彤伯为宗伯，卫侯为司寇，则周时三公各兼一卿之职，与古异矣。但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，所以象天立官，而官益备。此即官号沿革，粗而言也。
◎序周礼废兴
周公制礼之日，礼教兴行。後至幽王，礼仪纷乱，故孔子云诸侯专行征伐，“十世希不失”。郑注云：“亦谓幽王之後也。”故晋侯赵简子见仪，皆谓之“礼”，孟僖子又不识其仪也。至於孔子更而定之时，已不具，故《仪礼》注云：“後世衰微，幽厉尤甚，礼乐之书，稍稍废弃。”孔子曰：“吾自卫反於鲁，然後乐正，雅、颂各得其所。”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，恶能存其亡者乎？至孔子卒後，复更散乱。故《艺文志》云：“昔仲尼没，微言绝，七十二弟子丧而大义乖。诸子之书，纷然散乱，至秦患之，乃燔灭文章，以愚黔首。”又云：“礼经三百，威仪三千。及周之衰，诸侯将逾法度，恶其周亡，灭去其藉，自孔子时而不具，至秦大坏。汉兴，至高堂生博士传十七篇。孝宣世，后仓最明礼，戴德、戴圣、庆普皆其弟子，三家立于学官。”案《儒林传》：“汉兴，高堂生传《礼》十七篇，而鲁徐生善为容。孝文时，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，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。孟卿，东海人也，事萧奋，以授后仓。后仓说礼数万言，号曰《后氏曲台记》，授戴德、戴圣。”郑云“五传弟子”，则高堂生、萧奋、孟卿、后仓、戴德、戴圣，是为五也。此所传者，谓十七篇，即《仪礼》也。《周官》，孝武之时始出，秘而不传。《周礼》後出者，以其始皇特恶之故也。是以《马融传》云：“秦自孝公已下，用商君之法，其政酷烈，与《周官》相反。故始皇禁挟书，特疾恶，欲绝灭之，搜求焚烧之独悉，是以隐藏百年。孝武帝始除挟书之律，开献书之路，既出於山岩屋壁，复入于秘府，五家之儒莫得见焉。至孝成皇帝，达才通人刘向、子歆，校理秘书，始得列序，著于录略。然亡其《冬官》一篇，以《考工记》足之。时众儒并出共排，以为非是。唯歆独识，其年尚幼，务在广览博观，又多锐精于《春秋》。末年，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在斯。奈遭天下仓卒，兵革并起，疾疫丧荒，弟子死丧。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，永平之初，年且九十，家于南山，能通其读，颇识其说，郑众、贾逵往受业焉。众、逵洪雅博闻，又以经书记传相证明为《解》，逵《解》行於世，众《解》不行。兼揽二家，为备多所遗阙。然众时所解说，近得其实，独以《书序》言‘成王既黜殷，命还归在丰，作《周官》’，则此《周官》也，失之矣。逵以为六乡大夫，则冢宰以下及六遂，为十五万家，ㄌ千里之地，甚谬焉。此比多多，吾甚闵之久矣。”六乡之人，实居四同地，故云ㄌ千里之地者，误矣。又六乡大夫，冢宰以下，所非者不著。又云“多多”者，如此解不著者多。又云：“至六十，为武都守。郡小少事，乃述平生之志，著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传，皆讫。惟念前业未毕者唯《周官》，年六十有六，目瞑意倦，自力补之，谓之《周官传》也。”案《艺文志》云：“成帝时，以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书经传诸子诗赋。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。歆於是总群书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六艺》、《七略》之属。”歆之录，在於哀帝之时，不审马融何云“至孝成皇帝，命刘向、子歆考理秘书，始得列序，著於录略”者。成帝之时，盖刘向父子并被帝命，至向卒，哀帝命歆卒父所者，故今文乖，理则是也。故郑玄序云：“世祖以来，通人达士大中大夫郑少赣，名兴，及子大司农仲师，名众，故议郎卫次仲、侍中贾君景伯、南郡太守马季长，皆作《周礼解诂》。”又云：“玄窃观二三君子之文章，顾省竹帛之浮辞，其所变易，灼然如晦之见明，其所弥缝，奄然如合符复析，斯可谓雅达广揽者也。然犹有参错，同事相违，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，考训诂，捃秘逸。谓二郑者，同宗之大儒，明理于典籍，粗识皇祖大经《周官》之义，存古字，发疑正读，亦信多善，徒寡且约，用不显传于世。今赞而辨之，庶成此家世所训也。○其名《周礼》为《尚书》‘周官’者，周天子之官也。《书序》曰：‘成王既黜殷命，灭淮夷，还归在丰，作《周官》。’是言盖失之矣。案：《尚书·盘庚》、《康诰》、《说命》、《泰誓》之属，三篇《序》皆云‘某作若干篇’，今多者不过三千言。又《书》之所作，据时事为辞，君臣相诰命之语。作《周官》之时，周公又作《立政》，上下之别，正有一篇。《周礼》乃六篇，文异数万，终始辞句，非书之类，难以属之。时有若兹，焉得从诸？”又云：“斯道也，文武所以纲纪周国，君临天下，周公定之，致隆平龙凤之瑞。”然则《周礼》起於成帝刘歆，而成于郑玄，附离之者大半。故林孝存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渎乱不验之书，故作《十论》、《七难》以排弃之。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唯有郑玄遍览群经，知《周礼》者乃周公致大平之变，故能答林硕之论难，使《周礼》义得条通。故郑氏传曰，玄以为“括囊大典，网罗众家”，是以《周礼》大行，後王之法。《易》曰“神而化之，存乎其人”，此之谓也。
